事件平息下来，郭承琪亲自撰写了剿匪报告，志得意满前往省城述职。在省城，他受到亲阎派大员的接见，之后又被引荐去了趟河边村，与阎督军结了个善缘。

    郭承琪向来重视教育。他倡导成立了绵上教育公会，自任会长。他还曾捐出薪俸资助办学，更亲临公学授课、训导激励后生。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本县适龄儿童入学率省内居首，重教尊师之风蔚然。不只如此，他的视野更投向广阔的乡村，足迹走遍全县国民学校，甚至能记住山庄窝铺每个教师的名字。这样的用心，使他在勤于政事、全力剿匪之外，又得了“教育县长”的美誉。

    明月堡出了唐明之事，去省城前，郭承琪就安排督学，说要在明月堡召开教师风纪整顿大会。自省城回来，处理完积压的公事，他由若干官员陪同着来到明月堡，站在村学大院可罕庙高台之上，给来自各村的教师代表训话。

    他讲了通忠孝仁义，讲了通本县惠民的种种举措，接着又宣讲从河边村得来的时髦学说。他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地教导教师们效法圣贤，为人师表，不妄议国家是非，要管理好自己的学生，约束学生们不受蛊惑，专心读书，将来成为党国的栋梁之材。

    赵先生也在下面听演讲。郭承琪发完高论，撇下督学，快步走下高台，有些讨好似的向先生致意。

    “知事大人有何指教？”赵先生问道。

    “岂敢岂敢，正要向先生求教呢。”

    赵先生道：“我乃一介书生，哪敢妄论。方才知事之论，甚是精妙得当。譬如民生，多一分善行，则百姓福大三分；少一点苛捐，则百姓利得三分。”

    郭知事说：“依承琪看来，为政之首要，在和民心、除民怨；要和民心、除民怨，必先要讲公道。为官的能讲公道、依天理，百姓们心气顺，怨言便少。公道便是法度，若百姓们知晓法度，大家便都有怯惧之心，枉法之事便可大减。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说：“历来民怨，俱因不公而生。要和民心、除民怨，先要找到不公之症候对症下药。法度不公而欲使百姓无怨，只怕是缘木而求鱼啊。”

    郭承琪问：“当今社会，先生以为不公之症在何处呢？”

    先生答道：“耕者无田、劳者无产。”

    郭承琪笑道：“先生所言，有一半对，另一半不敢苟同。那有千顷良田、万贯家财的，固然不免有巧取豪夺而来，然大多却是祖祖辈辈勤劳之积蓄；在乡为人耕田、在城为人出力的穷苦人，固然有由富败了家而穷困潦倒的，然大多却是无知无识、积贫积弱造就的。要说不公平，也只是时运不济，该怨自己命苦，怪不得政府。”

    先生说道：“知事所言，也是一半对，另一半不敢苟同。穷者缺衣少食，富者锦衣玉食；穷者当牛做马，富者不劳而获；整日劳作之人，偏处于最底层，既无话语权，更无应有之保障。为官贪腐者众，清廉者寡；为富不仁者多，良善者寡。自满蒙退位，民国建制以来，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义者啸聚、弱者敛言、奸者为盗，良女为娼，民怨冲天，执政者自然要概括承受，若不能痛苦反思，任由民怨累积，覆舟之乱必不远矣。”

    郭承琪说：“我中华百年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积疴也深，幸得民国振兴才见曙光。然如久病之人，岂能一日而治？国家之兴旺，必先要有人付出代价，忍一时之苦楚。”

    先生说：“历来百姓最能忍。若国家一心为大众着想，百姓们穷也忍得，苦也忍得，罪也忍得，并无怨言，反而会众志成城，爆发巨大创造力，国家也因此生机盎然；若国家只为少数人着想，只顾维护既得利益者，而弃弱小于不顾，怕是仇富之心愈炽，求变之心愈烈，忍无可忍之时，便是翻天覆地之时。”

    郭承琪说：“家无规不立，国无法不昌。国家立法，正是为保障社会秩序。对勤谨本分之良民，只要他按时完粮纳税，政府绝不会为难于他。若是暴力抗法、以种种不正当手段图利，那么国法昭昭，断然容他不得。”

    先生说道：“完粮纳税，自然是百姓本分，然而政府本分又何在呢？天灾年馑，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甚至人人相食之时，政府又在哪里呢？今年夏征秋粮，多少人家咽榆皮、吃野菜，政府又有何惜民之举措呢？如此只取不与，百姓能无怨吗？至于警察和监狱，不过是工具。若失去正义，单单为少数人保驾护航，却处心积虑压迫多数民众之愿望，与盗贼又有何异？”

    他二位的一番话，几个年轻教师都认真听了。对郭知事的宏论，或以为言之有理，或以为空洞无物，或略有领会之处，或陷入迷惘之中。知事离开后，他们向赵先生请教。

    赵先生说：“他所谓中者，并非不偏不倚之中，而是在一个度上行事。然而这个度，却是他自己说了算的。趋利之时，唯恐有所不及，却故作谦和之态；避害之时，唯恐有所不及，却故作抗争之态。”

    有学生问：“如此不是很稳妥吗？”

    先生道：“确实稳妥。不过，于己有用就是有理，于己无用就是无理，所以永远没有固定之理。”边说边走，恰来到齐云门，先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问：

    “你们说，我是要进呢，还是要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