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
    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
    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
    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
    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
    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
    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
    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
    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
    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
    元佑五年（1090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
    苏轼说：“杭州，水陆交汇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
    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
    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
    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
    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
    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
    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
    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
    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拟任吏部尚书，还没有到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苏轼改任翰林承旨。
    不久即元佑六年八月，又因为政见不合，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
    元佑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没过一年，朝廷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召苏轼入京，兼任侍读。
    这一年，宋哲宗到南郊祭祀，苏轼为卤簿使，导驾进入太庙。
    有赭伞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辆争道，没有避让皇帝的仪仗。
    苏轼使御营巡检使去调查原因，原来是皇后及大长公主的车队。
    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是皇家仪仗使，苏轼要他上奏皇帝，但李之纯怕得罪皇后与大长公主，不敢说。
    苏轼就在车中向哲宗上奏此事，哲宗把奏书派人送给太皇太后处理。
    第二天，朝廷下诏书整肃仪仗队伍，从皇后而下都不许迎接谒见。
    不久苏轼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
    元佑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
    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
    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
    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
    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
    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
    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
    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
    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
    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
    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
    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他将传统的表现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