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时候，安德鲁一直还幻想着延续另一时空原有的“热月政变”套路，自己躲得远远地，坐山观虎斗，时机成熟时就下山摘桃子。
    凭借穿越带来的诸多福利，安德鲁一不小心就在比利时战场“玩嗨了”，不仅抢了儒尔当和圣鞠斯特的大部分功绩，还成为不可争议的“共和国英雄”。
    只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至此，人气高涨的安德鲁将军，已不可能继续躲在某个偏远角落猥琐发育。于是，年轻的上位者也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台前，面对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成为新宽容派的旗帜和军事代言人--“丹东的将军”。
    如果说安德鲁一开始就不想与罗伯斯庇尔和解，一心一意要干掉所有的“三巨头与罗党份子”，那也不尽然。
    尽管是在相互利用，但安德鲁与达维始终保持着不错的友谊，反倒是回归巴黎的勒巴变得高冷，拒绝了来自安德鲁的善意。
    在香榭丽舍大道偶遇事件之前，安德鲁就已经唤醒了8个月前，隐藏于木匠杜普莱家中的卧底，一名不识字的聋哑女仆。趁着“男女罗党们”集体外出散步之际，该卧底将两名效忠安德鲁的秘密警察，偷偷放进了木匠家。
    很快，密探们就在罗伯斯庇尔房间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了一个崭新的小黑本，上面第一页记载有安德鲁-弗兰克的名字。
    不仅如此，罗伯斯庇尔还做了一番特别的批示，要求圣鞠斯特“寻找可靠的爱国者来监视安德鲁”，因为他不太相信秘密警察，毕竟安德鲁曾是该部门的负责人，而且掌控秘密警察长达半年之久。
    此外，罗伯斯庇尔还敏锐察觉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德意志小贵族的内心深处，应该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惊天大阴谋，必须时时刻刻的提高警觉。”
    在获悉自己正式列入罗伯斯庇尔的黑名单后，不再有思想包袱的安德鲁同样也放开了手脚，至少是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朋友们首先想要除掉自己，正直的安德鲁不过是自保罢了。
    当晚，他就在新宽容派与巴黎15区代表的秘密会晤中，做了一番明确表态：自己会在明日的公开讲演中，与“罗党三巨头”进行公开决裂，在与西部各区的有产者缔结军事同盟之际，他还取得了12000名国民自卫军的绝对指挥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安德鲁除了国民公会的支持，也需得到卡尔诺与军委会的默许，这样在法理上才不是叛乱者，而是平叛者。
    此时此刻，安德鲁不能亲自出马了，那是他已荣登新宽容派的领军人物，身后有了数十位国民公会代表的鼎力支持。因而在政治权力方面，安德鲁已经同那位救国委员会委员保持着同样的高度。
    基于此，一旦自己与卡尔诺谈崩了，那双方就没了回旋余地，意味着新宽容派也必须将卡尔诺列入到大清洗名单之中。
    但正如安德鲁之前反复强调的那般，新宽容派的目的，只是剔除有损于共和国政治肌体的“罗党们”，也许还会有几个不知悔改的极端分子，而不是连同法兰西祖国的脑袋一同砍掉。
    处于这种考虑，安德鲁是想着让之前的联络官，兰德尔中校去说服其叔父卡尔诺。然而，前者刚一开口，就遭遇到军方大佬好一顿的厉声呵斥，最后还将兰德尔赶回了波旁宫军校。
    卡尔诺的这番表态就令人玩味了。
    毫无疑问，他没有接受安德鲁的请求，选择与新宽容派缔结盟约；但如果卡尔诺选择了拒绝，那么此刻的兰德尔应该被禁足在家了，而不是回到临时军校继续授课。
    所以，安德鲁判断蛇鼠两端的卡尔诺，依然在等着对立双方继续下注筹码，他始终站在中间位置，准备谋取最大利益。
    不过，权势暴增的安德鲁已经不再畏惧那位名不副实的“军事独-裁者”，也不打算给予卡尔诺左右逢源的任何机会。
    所以，逼迫卡尔诺尽早表态，就成为新宽容派干将，约瑟夫-富歇当下的一个主要任务。
    与其他六十位国会议员一样，富歇也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每晚都要更换睡觉的房间。上述所有代表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先后在国民公会或是雅各宾派俱乐部，受到过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东为首的“罗党三巨头”的当众指责。
    每当罗伯斯庇尔从他们走过时，这些人暗暗咬牙切齿，许多人在“不可腐蚀者”的背后摩拳擦掌，蠢蠢欲动。然而，等到罗伯斯庇尔每次结束演说之后，还是这些人一个个会激动的站起来，随着大家热情鼓掌。
    在个人的操行方面，罗伯斯庇尔的确表现的无可挑剔。然而，身为“不可腐蚀者”的他，在对待不同性质的个体时，一律都是铁面无情，稍有贪腐或不法传闻，就会被他批判到底。
    久而久之，人们对他强大之极的意志也越发愤懑。渐渐地，人人都被他得罪遍了，每个人表示出一肚子的抱怨：
    右翼，是因为他把丹东、德穆兰等宽容派成员送上了断头台；
    左翼，是因为他把埃贝尔、肖梅特等极端派分子砍了脑袋；
    救国委员会，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
    治安委员会，是因为他不断侵占它们的权力；
    将军，是因为他接受了圣鞠斯特的建议，总是在两委员会上有意无意的抹去高级指挥官的丰功伟绩；
    士兵，是因为他坚持恐怖政策，使得自己家人面临牢狱之灾；
    商人，是因为他没有彻底放开自由经济，依然保留了针对面包、乳制品、红酒、煤炭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制政策，继而威胁到他们的生意兴隆；
    市民：是因为他已不打算继续执行全面最高限价的政策，准备一步步放开物价，甚至还默许了30多个黑市的合法存在；
    拿日薪的手艺人，是因为他提出了限制最高工资，导致以前的小康生活直接变成仅能维持温饱；
    野心家们，是因为他阻塞了他们的道路；
    嫉妒者，是因为他控制着一切；
    爱好和平的人，是因为他不同他们结盟。
    ……
    不知不觉之间，罗伯斯庇尔几乎得罪了全巴黎，甚至是全法兰西的所有人。到现在，即便不是他们三巨头的责任，也被联手之中的激进派和宽容派，将各种脏水泼到“不可腐蚀者”的身上。
    这种状态自然也被圣鞠斯特看到眼里，急在心里。在选择是先打蠢蠢欲动的新丹东派，或是咄咄逼人的激进派的问题上，他和勒巴二人，与罗伯斯庇尔产生了激烈争执。
    任何保存有一丝理智的政客，都不可能对左右两派同时宣战，那样的结果只会是自取灭亡。
    圣鞠斯特和勒巴的意见非常明确，是联合或是稳定住激进派，首先对他们认为威胁最大的新宽容派动手，等到胜利之后再转掉枪口，最终威逼激进派就范；
    罗伯斯庇尔的看法，却是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新宽容派一个个都是胆小鬼，被自己恐吓之后已不敢公然冒头。
    反倒是以瓦迪埃、阿马尔、比约-瓦伦、科洛-德布瓦为首的激进派，变本加厉的制造谣言，将“弑君红衣事件”，“拒绝赦免修女事件”和“上帝之母案”的各种脏水泼到自己身上。
    因为带着这样的负面情绪，罗伯斯庇尔参加了获月下旬（旧历7月中旬），巴雷尔与圣鞠斯特联合主持的两委员会和解会，也最终不欢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