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厂之前建的厂房还有许多空置,直接划出一块来做为医院用地。
朱由校已经将玻璃的生产练的娴熟,同时还将望远镜的制造技术也完全掌握。
光学显微镜的制工艺并不复杂,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没有强光光源。
侯平只能用折射原理做了一个采集太阳光的集光桶来当作光源。
这就导致这台显微镜只能在有强光照射的时候才能使用。
虽然用起来很麻烦,但是总比没有强。
这边侯平正在紧张的筹备大医馆的事情。
那边佟黑还终于再次来到了织造厂。
双方也确定了首批货物的交易,总价高达五万两银子。
跟随佟黑还一起的范明,当场付了两万五千两银子。
首批货物主要还是以棉布为主,棉甲则只订了一千套,其中两百套是带铁片的。
以织造厂现有的人力规模,要加班生产一个月才能勉强生产完成这批订单。
仅首批订单就将产能撑爆,可见扩充产能已经刻不容缓。
……
正月十六日,青州举人张其猷上《东人大饥指掌图》,其上还写了诗,诗中多有“母食死儿,夫割死妻”之语。
此图一出朝堂哗然,见之者,无一不潸然泪下。
谁都没想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这场旱情会有如此严重的影响。
在朝廷赈济十万石之后,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灾情愈演愈烈,更有扩大趋势。
而同样遭受了严重旱情的通州已经完全消弥了灾情。
毫无疑问,这次灾情贡献最为突出的是通州的下等县漷县。
据统计,通州灾民总计约七万人。
由于漷县持续赈济灾民,约超过两万人接受到了直接赈济。
再加上其它地方也因受到漷县出色赈灾能力的影响,这次通州赈灾出其的清廉。
使得朝廷下发的七万赈济粮几乎都实地用到了赈灾上面。
这就是典型的示范效应带来的好处。
而山东的旱情则恰好相反,虽然朝廷拨了粮赈济,但是真正用到实际赈灾中的寥寥无几。
而且一些官员为了能得到更多的赈灾粮,甚至故意将灾情扩大。
这也是导致灾情越赈越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月十八日,万历皇帝下旨褒奖通州各级官员,同时宣布将通州划为抚治特区,由太孙府统辖施政。
晋升阁臣李三才为太孙少保;调山东按察使高第任太孙府詹事。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后观政户部,翌年任临颍知县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
为官廉洁,缴上来的赋税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
由于征税方面的政绩比较突出,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调任户部主事,翌年被派往苏州钞关收商税。
其后又转任户部主事管禄米仓、升户部员外郎、外放大同知府、湖广右参政、山东按察使等。
从他的履历来看,就知道此人对于商税之道功力颇深。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此举是万历皇帝在为税赋新措保驾护航。
除了两位倍受关注的重点职务外,太孙府的一众署官也都有任命。
其中就有侯平之前打算拜师的名儒刘宗周,他被任命为太孙府主簿。
正月十九,淮安府上奏,山东饥民流离入江淮一带,卖儿女求生者不计其数,已经成人市。
户部议发太仆寺银十六万两以及分振米六万石、平粜米六万石赈灾。
万历皇帝批准了此次赈灾粮款。
二十一日,又遣监察御史过庭训星夜赶往山东监督赈灾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安抚山东民心。
不久,过庭训和山东巡抚钱士完上救荒事宜十二条的奏折,万历皇帝全部同意。
本以为这次灾情至此应该告一段落,然而还没过几天,灾情便又进一步扩大。
由于淮安和徐州本就存粮不多,大量灾民的涌入,导致这两地也出现粮荒。
而河南也同样因为大量灾民涌入,部分存粮本就不足的地方也出现粮荒。
二月初七,巡按唐世济上奏,请求允许改折漕粮,免除还未征收的米麦粮食赈灾。
漕粮也就是税粮,是由国家统一代收、运输和储存的粮食。
改折,就是改变为由地方政府和私人代收、运输和储存,提高了粮食运输效率。
对地方上来说大有好处,但是于国家而言,等于是削弱了国家对当地粮食储备的主导权。
这对朝廷来说其实就是在饮鸠止渴,可是现在灾情如火,如果不同意的话,灾情进一步扩大,事态只怕真要失控。
万历皇帝内心无比愤怒,可是他对这种情况也是毫无办法。
如今灾情如火,不救:便失掉天下民心;
救:则进一步丧失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
相比起失掉民心,他也只能无奈的向地方政府妥协。
二月初八,正准备下谕旨同意各项救灾所请,太孙府突然上奏一封紧急奏折。
其大概意思就是现在通州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人手建设,请朝廷允许设专项通道引山东饥民入通州。
现在对朝廷来说,最难处理的就是山东饥民四处跑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一个地方能妥善安排这许多饥民,这无疑解决了所有地方的问题。
二月初九,万历皇帝罕见的主动召开了朝会。
近三十年来,除却去年梃击案外,这是万历皇帝第二次上朝。
满朝文武都有惊呆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要惹得皇帝他老人家亲自上朝。
似乎最近除了山东的灾情外也没什么别的事。
按以往的尿性,这种事皇帝不是都下几封谕旨就完事了吗?怎么会弄到开朝会的地步。
明朝的朝会流程涉及多个环节。
从官员的进入、排列、到皇帝的到达、早朝的开始,以及奏事的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定和仪式。
这是侯平第一次正式参加大明的朝会。
早上三点多就起床洗漱,穿好朝服,前往皇宫门口等着。
凌晨五点时,宫门开启,从左掖门(武将走右掖门)进入皇宫。
在金水桥南侧按照文、武分为左右两班,并根据各自的品级排好队伍,越到前面品级越高。
此时起就有负责纠察的御史在旁监督,凡是有咳嗽、吐痰、拥挤或仪态不整的都会被记录下来,朝后会处罚。
鸣鞭之后,官员们就排队前行到达奉天门丹墀前,在御道两边站好,静候皇帝上朝。
随着钟鼓司奏乐之后,皇帝在众大汉将军和锦衣校尉的护卫下,到达奉天门。
皇帝座上御座之后,再次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文武两班齐头并进步入御道。
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之礼,是为“大班”。
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勋戚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至此,朝会正式开始。
没错,这奉天门前的广场,就是皇帝和朝廷大员一起办公的地方。
所以朝会也被称为“御门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