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啊，汉朝一兴起，就接手了秦朝留下的烂摊子。那时候啊，男人们都去当兵打仗了，老弱病残的就在家里运粮食，大家忙得团团转，可是钱还是不够用。就连天子都凑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有的将相甚至只能坐牛车，老百姓家里更是啥也没有。因为秦朝的钱太重太难用了，就下令让老百姓自己铸钱，规定一斤黄金换一斤钱，还简化了法律，减少了禁令。可是啊，总有些不守规矩、只想赚钱的家伙，他们囤积居奇，搞得市场上物价飞涨，一石米都要一万钱，一匹马更是要一百金。
    后来啊，天下太平了，高祖皇帝就下令，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也不许坐马车，还加重了他们的税，想让他们过得憋屈点。孝惠帝、高后那时候，觉得天下刚安定，就放松了对商人的管制。可是啊，商人家的子弟还是不能做官。那时候啊，朝廷还规定了官员的俸禄和官府的开支，然后根据这些向老百姓收税。而那些山川、园池、市场的税收呢，从天子到那些有封地的贵族，都是他们自己留着用的，不纳入国家的经费里。那时候啊，从山东运粮食到京城，每年也不过几十万石。
    到了孝文帝的时候啊，荚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轻，于是就重新铸了四铢钱，上面刻着“半两”两个字，还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钱。那时候啊，吴国的一个诸侯，靠着山里的铜矿铸钱，富得跟天子差不多，可后来还是因为叛逆被灭了。还有个叫邓通的大夫，铸钱赚的钱比国王还多。所以啊，吴国和邓家的钱遍布天下，政府也就开始禁止私人铸钱了。
    那时候啊，匈奴老是侵犯咱们的北边，驻守的士兵多，边境的粮食都不够吃。于是啊，政府就招募老百姓，谁能把粮食运到边境去，就给谁封爵，最高的能封到大庶长呢！
    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上郡以西的地方旱得要命，朝廷又搞起了卖爵令，不过这次价格更亲民，就是为了吸引老百姓参与。还有啊，那些之前因为犯罪要服劳役的人，现在只要给县官送点粮食，就能免罪了。朝廷还加大了马匹的养殖力度，宫室、园林、马匹什么的都越修越多、越养越壮。
    等到当今皇上即位几年后，汉朝已经兴起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国家风平浪静，没遇上啥大灾大难，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过得挺滋润，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和钱财。京城的铜钱多得数不过来，钱串子都烂得没法数了。太仓里的粮食也是一仓压一仓，都堆到外面去了，放得太久都发霉不能吃了。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马，田间地头马群成群，想骑个母马出去聚会都找不到。连守城门的都吃香喝辣，当官的能世袭，当差的都能以官为姓了。所以啊，大家都挺珍惜现在的日子，不想犯法，都争着做好事，怕丢了面子。那时候啊，法律宽松，老百姓富裕，就是有些人太有钱了，开始兼并土地，欺负乡里。宗室、公卿大夫这些人也争着比奢侈，房子、车子、衣服都比皇上还牛，一点规矩都没有。哎，啥事儿都是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道理啊。
    从这以后啊，严助、朱买臣这些人就开始招抚东瓯，跟两越打交道，江淮一带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唐蒙、司马相如这些人又跑去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凿山开路好几千里，巴蜀的老百姓也被折腾得够呛。彭吴、贾灭了朝鲜，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一带也骚动起来。还有王恢在马邑设谋，结果匈奴断了和亲，不断侵扰北边，战争一直打个没完，老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兵器战甲也消耗得越来越多。出门在外的人要背负重担，在家的人也要送行，全国上下都忙得团团转，老百姓被搞得疲惫不堪，还得想各种办法应对。买官的要交钱，赎罪的要出钱，选举制度也越来越差，廉洁和羞耻心都被丢在一边，武力越来越受重用，法律也越来越严酷。从这时候开始啊，那些只会琢磨着捞钱的大臣就越来越多了。
    后来啊，汉朝每年都得派好几万骑兵去打匈奴，还有车骑将军卫青去夺取匈奴的河南地，修建朔方城。那时候啊，汉朝还在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了好几万人，千里迢迢运送粮食，结果十几钟粮食才能换到一石，还得在邛、僰这些地方撒钱来征集粮食。过了几年路还没通，那些蛮夷就经常来攻打，朝廷就派兵去剿灭他们。巴蜀地区的赋税根本就不够用来打仗的，于是朝廷就招募豪民去南夷开荒种地，把收到的粮食交给县官，然后在京城领钱。东到沧海郡，征发民夫的费用跟南夷那边差不多。还有啊，朝廷又征了十多万人去修建朔方城，转运粮饷的路途特别遥远，从山东开始，全国的老百姓都被折腾得够呛，耗费了上百亿的钱财，国库也越来越空虚。于是啊，朝廷就开始招募那些能买得起奴婢的人，让他们可以免除终身的赋税，还给当官的增加俸禄，甚至买只羊就能当官，这种奇葩事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过了四年，汉朝派了个大将带着六将军，一共十万大军，去攻打右贤王，结果大获全胜，俘虏了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又带着六将军再次出击匈奴，又俘虏了一万九千人。那些打仗有功的将士们，都领到了二十多万斤的黄金赏赐，连俘虏的几万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奖赏，吃穿用度都靠国家供应。可是啊，汉军死的战马士兵也有十多万，更别说那些兵器和转运粮草的费用了。结果啊，国家财政紧张得不得了，就连赋税都收不上来，还是不够给战士们发军饷。有关部门就提议：“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教化方法各不相同，但都能治理好国家；禹和汤的治国方法也不一样，但都能称王天下。他们走的路虽然不同，但建立的功德是一样的。现在北方边境还不安定，我很担忧啊。之前大将军攻打匈奴，俘虏了一万九千人，可是士兵们却没什么吃的。我看啊，干脆让老百姓买爵位或者赎罪，这样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还能激励大家建功立业。’所以啊，我建议设立一种叫‘武功爵’的赏赐制度，一共十七级，总共值三十多万金。那些买了武功爵的人，可以优先补任官吏，而且他们的罪行也可以减轻。最高的武功爵可以到乐卿，这样就能彰显军功了。”这个制度一实行啊，军功多的人就能越级提拔，大的能封侯当卿大夫，小的也能当个郎官小吏。可是啊，这样一来，官职就乱套了，很多官职都形同虚设了。
    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道理来约束臣下，当了汉朝的丞相，张汤用苛刻的法律来断案当了廷尉，于是就有了“见知法”，而那些故意阻挠、破坏、诽谤、彻底追查治罪的案件也多了起来。第二年呢，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暴露了出来，公卿们就顺着线索去查处，结果牵连了一大帮党羽，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万人。这样一来，官吏们就变得更加严厉苛刻，法令也变得明察秋毫。
    那时候啊，朝廷还招募了很多品行端正、贤良文学的士人，有的还当上了公卿大夫。公孙弘当了丞相，生活简朴，吃饭也不讲究，给天下人做了个好榜样。可是啊，这种风气对社会并没什么好处，大家还是越来越追求功利了。
    又过了一年，骠骑将军再次出击匈奴，俘虏了四万人。秋天的时候，浑邪王带着几万人来投降，汉朝就派了两万辆车去迎接他们。他们到了之后，都受到了赏赐，连有功的将士也都有份。那一年啊，花费了上百亿的钱财。
    在这之前啊，十多年前黄河决堤，梁楚一带已经遭受了好几次水灾了。那些沿河的郡县虽然修了堤坝想挡住河水，可是总是被冲毁，花费的钱财也是数不胜数。后来啊，番系想节省底柱的漕运费用，就挖了汾河、黄河的渠道来灌溉农田，结果动用了好几万人。还有郑当时觉得渭河漕运路线太远，就挖了条直渠从长安到华阴，也是好几万人干的。朔方那边也挖了渠，也是好几万人。这些地方挖渠都挖了好几期，工程还没完成，花费也都是上亿的钱财。哎，那时候啊，真是劳民伤财啊！
    那天子为了攻打匈奴，可是大力养马，长安城里吃得马儿们数以万计。可是啊，关中地区养马的人手都不够用了，得从旁边的郡县调人来帮忙。而那些投降的胡人，衣食住行都得靠国家供养，国库都快被掏空了。天子为了省钱，连自己的伙食都缩减了，连拉车的马都减少了，还拿出皇宫里的珍藏来补贴。
    第二年呢，山东地区遭了水灾，老百姓饿得慌。天子就派使者去把郡县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救济灾民。可是啊，这点粮食哪够啊，于是又号召那些有钱人互相借贷。但这还是不够啊，最后只能把贫民都迁到关西去，还有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一共有七十多万口人呢，他们的吃喝都得靠国家供应。过了几年，国家还给他们分了产业，使者们分片管理，那场面，真是冠盖相望啊。不过啊，这些花费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国库就这么被掏空了。
    而那些富商大贾呢，他们可没闲着，趁着这个机会囤积居奇，转手就赚个百八十倍的利润。那些被封为贵族的人，都得低头向他们求食。这些商人搞冶炼、煮盐，有的家财都累积到万金了，可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却一点忙都不帮，老百姓可真是遭罪啊。于是天子就和公卿们商量，决定改革货币制度，多造点钱来应急，顺便打击那些浮华奢侈、兼并土地的人。
    那时候啊，皇宫里有白鹿，少府里又有很多银和锡。自从孝文帝时候开始造四铢钱，到现在都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开始呢，因为用的少，所以县官们经常把铜山开出来铸钱。老百姓也跟着偷偷铸钱，多得数不完。结果呢，钱越来越多，却越来越不值钱；东西越来越少，却越来越贵。有关部门就说了：“古时候啊，有皮做的货币，诸侯们用来进贡和送礼。金子分三等，黄金最好，白金次之，赤金最差。现在半两钱法定重四铢，可是有些奸商就偷偷把里面的铜刮出来，钱就越来越轻，东西就越来越贵。这样一来，远方的人用货币就特别麻烦，还不划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边上绣着漂亮的花纹，做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和宗室的人来朝见或者送礼，必须用皮币裹着玉璧，这样才行。
    另外呢，他们还用银和锡造了白金。他们觉得啊，龙是最尊贵的，马是最有用的，龟是最长寿的，所以白金就分成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圆的，上面刻着龙纹，叫“白选”，价值三千；第二等稍微轻一点，方方的，上面刻着马纹，价值五百；第三等更小，扁扁的，上面刻着龟纹，价值三百。他们还下令让县官把半两钱销毁，重新铸三铢钱，钱上的文字和重量相符。对于那些私自铸钱的人，一旦发现就处死。可是啊，这些规定根本没用，官吏和老百姓还是偷偷铸白金，多得数不完呢！
    那时候朝廷为了搞钱，就让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位大佬当大农丞，专门负责盐和铁的事务。这桑弘羊呢，因为擅长算数，就当了侍中。这东郭咸阳啊，可是齐地煮盐的大佬，孔仅呢，是南阳冶炼界的大佬，两人都是家财万贯，所以郑当时才推荐他们。而那桑弘羊呢，虽然是洛阳的一个商人之子，但心算能力超强，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个人啊，谈起利益来，那可真是精细到秋毫啊！
    随着法令越来越严，好多官吏都被免职了。加上战争频繁，老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买爵位或者当五大夫，所以真正能上战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呢，朝廷就决定让那些千夫和五大夫去当官，不愿意的就得出马匹来抵。而那些被免职的官吏呢，就被派去上林伐棘，或者去修昆明池。
    第二年呢，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又大规模出击匈奴，俘虏了八九万人。朝廷赏赐了五十万金，可是啊，汉军死的战马就有十多万匹，还不算转运粮草和兵器的费用呢。那时候啊，国库空虚，战士们连俸禄都发不出来了。
    有关部门就提议说，三铢钱太轻了，容易造假，建议让各郡国铸造五铢钱，钱下面加上边，这样就不能磨掉铜屑了。
    大农还上报说，孔仅和咸阳觉得啊，山海是天地的宝藏，都应该归少府管。但陛下不自私，让大农来协助赋税。他们建议招募老百姓自己出钱，用官府的器具来煮盐，官府提供煮盐的牢盆。那些想靠山海资源发财的游民和奸商，就会欺负老百姓。现在啊，反对的声音多得听不完。所以，敢私自铸铁器煮盐的，就罚他们左脚穿铁鞋，没收他们的器物。在那些不出铁的郡县呢，就设置小铁官，隶属于当地县。于是呢，朝廷就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各地去推行盐铁政策，建立官府，还选拔了一些原来靠盐铁发家的富户当官。这样一来啊，官吏的队伍就越来越杂了，选拔也不严格了，商人当官的就越来越多了。
    话说啊，那些商人们一看货币制度变了，纷纷开始囤积货物，想趁机捞一把。于是公卿们就向皇帝建议：“陛下啊，现在郡国受灾挺严重的，那些没产业的贫民，咱们可以招募他们到土地肥沃的地方去。您自己也得省着点吃，省点钱出来救济老百姓，同时减少赋税。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耕田，反而都想当商人赚钱。那些贫困的人啥也没有，都得靠政府救济。以前呢，对轺车和商人的税收都有明确规定，现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恢复这个制度呢？那些做生意的、搞手工的、放高利贷的，还有靠买卖东西赚钱的，就算他们没有市籍，也得自己上报财产，每两千钱交一份税。那些搞手工业和有铸造业的，每四千钱交一份税。不是官吏但享有三老、北边骑士待遇的，轺车交一份税；商人的轺车交两份税；五丈以上的船也交一份税。谁敢瞒报或者报不全，就得去边疆服兵役一年，财产充公。如果有人能举报，就赏他一半充公的财产。那些有市籍的商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不能买地，这样农民就有地种了。谁敢违反这个命令，土地和奴隶全部充公。”
    皇帝听了这建议，就想起了卜式的话，于是就把他召来，拜为中郎，还赐了爵位和十顷田地，并且公告天下，让大家知道他的事迹。
    说起卜式啊，这哥们儿是河南人，靠种田放羊为生。他爸妈去世后，留下个年幼的弟弟。卜式呢，特别有担当，他把家里的羊啊、田啊、房子啊都留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山里去放羊。过了十多年，他的羊从一百多只变成了上千只，还买了不少田地和房子。而他弟弟呢，因为不善于经营，把家业都败光了。卜式呢，也不计较，多次把财产分给弟弟。那时候汉朝经常派兵打匈奴，卜式就主动上书，愿意把一半的家产捐给国家支持边防。皇帝派人问他：“你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就放羊，不懂当官的事儿，不想当。”又问：“那你家里有冤屈，想告状吗？”卜式说：“我跟人从没吵过架。乡亲们穷了我会借钱给他们，不好的我会劝他们改，大家都听我的。我哪有啥冤屈啊，没啥好告的。”使者说：“那你为啥这么做呢？”卜式说：“我觉得打匈奴是正义的事，有钱的就该出钱支持，这样匈奴才能被消灭。”使者把这话报给皇帝，皇帝又跟丞相公孙弘说了。公孙弘却觉得卜式不是正常人，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坏了规矩，建议皇帝别答应他。于是皇帝就没理卜式，过了几年才把他忘了。卜式呢，回家继续种田放羊。过了一年多，赶上军队多次出征，加上浑邪王等人投降，国库都掏空了。第二年，贫民大批迁徙，都得靠政府救济，钱根本不够用。这时候卜式拿着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救济移民。河南太守上报了富豪们助贫的名单，皇帝看到卜式的名字，才想起来：“这不就是那个想捐一半家产支持边防的人吗？”于是赐给卜式四百名免役的罪徒。卜式呢，又把这些人都交给了政府。那时候富豪们都忙着藏钱，只有卜式想捐钱帮国家渡过难关。皇帝觉得卜式这人真是有长者的风范，应该好好表彰他来引导百姓。
    当初卜式并不想当郎官，皇帝就说：“我上林苑里有羊，你去帮我放羊吧。”卜式一听，那就去吧，于是穿着布衣草鞋去放羊了。过了一年多，那羊养得肥肥壮壮的。皇帝一看，哟，这卜式放羊可以啊！卜式就说：“陛下，放羊和治理百姓其实是一样的，得按时起居，不好的就得及时剔除，别让他们坏了整个群体。”皇帝一听，觉得卜式真是个奇才，就让他去缑氏县试试当县令，结果缑氏县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又升他去做成皋县令，负责漕运，也干得非常出色。皇帝觉得卜式这人既朴实又忠诚，就拜他为齐王的太傅。
    而另一边呢，孔仅负责让天下铸造各种器具，三年后就升为大农，位列九卿之一。桑弘羊则当了大农丞，负责各种会计事务，还慢慢设立了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
    那时候开始，还让官吏们可以用粮食来抵官爵，最高的能抵到六百石。
    自从造了白金五铢钱之后过了五年，皇帝赦免了因为私铸钱币而被判死刑的官吏和百姓，人数有数十万之多。而那些没被发现而互相残杀的，更是数不胜数。自己投案自首的也有百多万人。不过啊，私铸钱币的人实在太多，官吏们根本抓不完，于是皇帝就派了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别去各郡国巡查，专门抓那些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的守相。而那时候御史大夫张汤正当红，他手下有减宣、杜周等中丞，还有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严刑峻法治理九卿的酷吏，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直指使夏兰等人也开始出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大农颜异被杀了。这颜异啊，原本是济南的一个亭长，因为廉洁正直，慢慢升到了九卿的位置。后来皇帝和张汤搞出了白鹿皮币，就问颜异的看法。颜异说：“现在王侯们朝贺的时候用苍璧，价值才几千，可是那白鹿皮做的垫子反而要四十万，这根本不合理啊。”皇帝一听就不高兴了。再加上张汤跟颜异有矛盾，又有人告发颜异谈论其他政令，于是就把这事交给张汤去办。张汤审问颜异的时候，颜异跟客人谈话，客人说到新法令有些不方便的地方，颜异没表态，只是微微撇了撇嘴。张汤就上奏说颜异作为九卿，见到法令有不便之处，不但不提出意见，还在肚子里诽谤，应该判死罪。从那以后啊，就有了腹诽之法，公卿大夫们为了讨好皇帝，大多都变得阿谀奉承了。
    皇帝虽然下了缗钱令并表彰了卜式，但百姓们终究还是不愿意出钱帮助政府，于是啊，那告发私铸钱币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
    那时候郡国里很多人都偷偷铸钱，导致市场上的钱特别轻，质量差。公卿们一看这不行啊，就向皇帝建议让京师铸个锺官赤侧钱，一个赤侧钱能当五个普通钱用，还规定官方用的钱必须是赤侧的，不是赤侧的钱都不让流通。可是呢，那白金钱越来越不值钱，老百姓都不爱用，朝廷下了禁令也没用。过了一年多，那白金钱终于彻底没人用了。
    就在这一年，那个张汤死了，老百姓居然没怎么想他，可见他平时也不咋地。
    又过了两年，赤侧钱也开始贬值，老百姓想办法变着法儿用，觉得太不方便了，于是又被废除了。朝廷一看这不行啊，得有个统一的标准，就下令禁止郡国铸钱，专门让上林三官来铸。钱一多起来，就规定全国只能用上林三官铸的钱，以前郡国铸的钱全都销毁，把铜送到上林三官那儿去。这样一来，老百姓私自铸钱的就少了，算算成本也不划算，只有那些手艺高超又胆大妄为的人才敢偷偷铸。
    这卜式当了齐国的相，而杨可呢，他告发私铸钱币的事儿搞得全国都是，中等以上家庭几乎都被告了。杜周负责审理这些案子，结果很少有翻案的。于是朝廷就分派御史、廷尉、正监等人分别去各郡国审理私铸钱币的案子，结果搜刮来的民间财物不计其数，奴婢也有成千上万，大县的田地有数百顷，小县也有百多顷，宅子也是这么多。这么一来，中等以上的商贾家庭大都破产了，老百姓们也就懒得去存钱置产了，天天就想着吃好的穿好的。而朝廷呢，因为有了盐铁和缗钱的收入，手头也宽裕多了。
    朝廷还扩大了关口的规模，设置了左右辅来管理。
    刚开始的时候，大农管着盐铁官布，东西多得很，就设了个水衡来专门管盐铁。后来杨可告发私铸钱币的事儿一搞，上林苑的财物也多了起来，就让水衡来主管上林苑。上林苑的东西越来越多，规模也就越扩越大。那时候越国想和汉朝用战船打仗，朝廷就大修昆明池，周围还建了一圈观景台。又造了楼船，高十多丈，上面还挂着旗帜，看上去特别壮观。皇帝一看这么壮观，就搞了个柏梁台，也有好几十丈高。从那以后，宫室的修建就越来越豪华了。
    朝廷还把缗钱分给各个官府管理，水衡、少府、大农、太仆都设置了农官，经常就在郡县里把没收来的田地分给他们种。那些没收的奴婢呢，就分到各个苑里养狗马禽兽，还有的分到其他官府去。官府越来越多，奴婢也越来越多，再加上从黄河运来的粮食每年要四百万石，官府还得自己买粮才够吃呢。
    那时候有个叫所忠的家伙给皇帝出主意，说：“那些世家子弟和富人们，整天就斗鸡、遛狗、赛马、打猎、赌博，把老百姓都给带坏了。”于是皇帝就下令把那些违反法令的都抓起来，一抓就是好几千人，还给这些人起了个名字叫“株送徒”。而那些交了钱的人呢，就能当郎官，这样一来，郎官的质量可就大打折扣了。
    就在那个时候，山东那边遭受了黄河水灾，连续几年庄稼都长不好，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范围有好几千里呢。皇帝一看这不行啊，就下诏说：“江南那边是火耕水耨，让饥民们去江淮那边谋生吧，想留下的就留下。”于是派了一堆使者沿途护送，还从巴蜀那边运粮食去救济。
    第二年，皇帝开始巡视各郡国。他东渡黄河的时候，河东太守没料到皇帝会突然来，吓得手忙脚乱，最后自杀了。后来皇帝又往西走，经过陇西的时候，陇西太守也因为接待不周，让皇帝的随从吃不上饭，最后也自杀了。于是皇帝就北出萧关，带着几万骑兵去新秦中打猎，顺便整顿一下边防军队。他发现新秦中有些地方千里之内都没有亭徼，于是就把北地太守以下的人都给杀了，还允许老百姓在边境县放牧，政府提供母马，三年后归还，还减免了什一的赋税，用来充实新秦中。
    得了宝鼎之后，皇帝又立了后土、太一的祠庙，公卿们开始商议封禅的事情。于是全国各郡国都开始修路建桥，修缮旧的宫殿，还设置了官仓，准备接待皇帝。
    第二年，南越反了，西羌也侵犯边境，搞得一团糟。皇帝一看山东那边也不富裕，就下令赦免天下罪犯。然后派了二十多万南方楼船的士兵去打南越，又派了几万三河以西的骑兵去打西羌，还派了几万人去黄河边筑令居。同时设置了张掖、酒泉郡，还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开了田官，派了六十万戍卒去屯田。那时候运送粮食的道路远的有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都得靠大农来供应。边兵不够用，就发放武库和工官的兵器来补充。可是马匹不够啊，县官的钱又少，买马都难，于是皇帝就下令，让封君以下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照等级把母马送到全国的亭子里去，每个亭子都要养母马，每年还要考核繁殖情况。
    卜式这哥们儿，身为齐国的相国，上书给皇帝说：“我听说主上忧虑，臣子就该感到耻辱。现在南越反了，我愿意带着我父子俩和齐国那些熟悉水性的船夫们去跟他们拼命！”皇帝一看，这卜式可以啊，就下诏说：“卜式虽然整天种地放牛，但他并不贪图私利，有钱就支援国家。现在国家有难，他居然主动要求带着家人去拼命，虽然还没开战，但这份儿义气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赐他关内侯的爵位，赏他六十斤金子，还有十顷地。”这消息一公布，天下人居然没啥反应。那些列侯们，好几百号人呢，居然没有一个愿意去从军打羌人和南越的。等到诸侯们按例给皇帝贡献黄金的时候，少府一查，嘿，因为黄金成色不足或者重量不够而丢了侯爵的，居然有一百多人。于是皇帝就提拔卜式当了御史大夫。
    卜式一上任，就发现各郡国都觉得官府搞的盐铁专卖挺不方便的，铁器质量差，价格还贵，有时候还强买强卖。再加上对船只收税，搞得商人少了，物价也高了。卜式就借着孔仅的事儿跟皇帝提了一下船税的问题。皇帝一听，心里就不太高兴了。
    汉朝跟羌人和南越打了三年仗，终于灭了他们。皇帝在番禺以西到蜀南这一带设置了十七个初郡，按照当地的风俗来治理，还不收税。南阳、汉中这些地方的郡县，得按照各自的情况给这些初郡的官吏和士兵提供吃的用的，还有交通工具。可是这些初郡时不时就会有点小反叛，杀几个官吏什么的，汉朝就得派南方的官吏和士兵去镇压，每年都得花上万人的开销，这些费用都得靠大农来出。大农就靠着均衡调度盐铁等物资来帮忙筹集赋税，才能应付得了这些开销。不过军队路过的县份，也就是尽量保证供应不短缺而已，可不敢擅自征税啊。
    话说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卜式被降职去当太子太傅了。而桑弘羊呢，他成了治粟都尉，接管了大农的工作，全权负责全国的盐铁事务。桑弘羊发现啊，各官府各自为政，争抢资源，结果物价飙升，连国家的赋税都收不回来，连运费都付不起。于是他就提议，在大农部下设置几十个部丞，分管各个郡国，还在各个县都设了均输盐铁官。让这些官员们根据各地物价高低和商贩们的交易情况，把物资互相调配。还在京城设了个平准机构，负责接收全国送来的物资。又召集工匠制造车辆和器具，全都由大农来提供资金。这样一来，大农旗下的各个官府就掌握了全国的货物，价格高了就卖，价格低了就买。富商大贾们没了赚大钱的机会，也就只好回归本业，物价也就稳定下来了。这种抑制物价的方法，就叫做“平准”。皇帝觉得这主意不错，就批准了。
    于是皇帝就北上朔方，东游泰山，巡游海上，然后又沿着北边回来。这一路上啊，赏赐用的丝绸就有一百多万匹，钱和金子加起来也是数以亿计，全都是大农出的钱。
    桑弘羊还建议让官吏们可以通过捐粮来补官，或者让罪犯通过捐粮来赎罪。他还规定，老百姓如果能捐粮到甘泉宫，就能享受终身不用交税的待遇，也不用再担心被查税了。其他郡县也都要把粮食运到急需的地方，各地的农民也都积极捐粮。这样一来，山东地区的漕运每年都能多出六百万石粮食。仅仅一年时间，太仓和甘泉仓就满了。边境上多余的谷物和其他物资，还换来了五百万匹丝绸。老百姓的赋税没增加，国家的财政却充裕了起来。于是桑弘羊就被赐了左庶长的爵位，还赏了两百斤黄金。
    那年有点小旱，皇帝就命令官员们去祈雨。卜式就说：“官府本该靠收租和税收来维持运转，现在桑弘羊却让官吏们去做生意赚钱。要是把桑弘羊给烹了，天估计就会下雨了。”哈哈，这卜式也是个幽默的家伙，拿桑弘羊开玩笑呢！
    太史公说啊，这农工商交易的路子一打通，龟壳、贝壳、金子、铜钱、刀币、布币这些东西就火起来了。这些货币的历史啊，比高辛氏还要久远呢，不过太久远的事儿咱也记不住了。所以啊，《尚书》里讲的是唐虞时期的事儿，《诗经》里唱的是殷周时期的故事。社会安稳的时候呢，大家就都重视教育，先搞好农业、手工业这些基础产业，再用礼义道德来防范那些只想赚钱的人。可是啊，社会一乱起来，情况就反过来了。所以啊，东西多了就会衰败，时机到了就会转变，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简单，这就是社会变化的规律啊。
    那禹贡把天下分成了九州，每个地方都按照自己土地的特点和人口的多少来分工。商汤和周武王呢，他们继承前人的经验，不断改革，让老百姓过得轻松点，大家都努力治国，可是呢，后来还是慢慢衰落了。齐桓公用了管仲的计策，掌握了货币轻重的规律，利用山海资源来称霸诸侯，让小小的齐国变得牛逼哄哄。魏国用了李克，充分发挥了土地的力量，成了强国。从那以后啊，天下就进入了战国时期，大家都看重诈术和武力，轻视仁义道德，先追求富强然后再谈谦让。所以啊，那时候的老百姓，富的能有几万贯的家产，穷的连饭都吃不饱；国家强的能吞并小国，让诸侯称臣，弱的就灭国绝祀了。一直到了秦朝，终于统一了天下。
    虞夏时期的货币啊，有黄金、铜钱、刀币、布币、龟壳和贝壳这些。到了秦朝呢，就统一了货币，黄金是最值钱的，铜钱上写着“半两”，重量也是半两。那些珠玉、龟贝、银锡之类的，都成了装饰品和宝藏，不再当货币用了。可是啊，货币的价值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那时候啊，对外要抵御夷狄，对内要发展事业，全国的老百姓努力耕种还不够粮食吃，女子们努力织布还不够衣服穿。古时候啊，人们常常把全国的财富都用来供奉君主，可是君主还觉得不够用呢。这也没啥奇怪的，社会形势就是这样，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自然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这平准书的设立啊，真是让天下的货物流通起来了。这些货物一旦进了官府，就能用来救济华夏的老百姓。那些刀币、布币啊，上面的龙马图案真是精美。通过增加税收、查处偷税漏税，让富有的更富有，贫穷的也能得到帮助。弘羊是个精明的财政家，卜式则是个有德行的长者。国库充实了，就能支援边远地区的发展。哈哈，这平准书的功劳可真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