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伍思成因为见识的局限，甚至他糊涂的理解为道教就是源于道家。因此，他回答道：“一切谨遵大人安排。”

    行吧，一时半会也跟你们解释不了。

    “既然定下了规矩，那么就要推广，大家都得加入，再将道家、道教中的精英，也就是厉害的角色吸纳进来，为我。。。。。。哦，为大宋所用，各司其职。你们知道的，这些人是精英，我们就要给他们冠一个不同的名号，叫天道党如何？”

    伍思成不置可否，张靖等人更无所谓，名号嘛，只要不太丑，你爱咋的就咋的，没人纠结。

    “但我们也要注意包容其他的各家各派，我指的包容是能与天道党合作的，至于那些骗人的成份居多的教派，要打击，要规范他们的行为，还有个别教人行恶的，要铲除，将其连根拔起，坚决的铲除，毫不手软！”

    张靖惊讶的看着李芗泉说到后面越来越激动，脸上甚至带着些痛恨，心里嘀咕：难道是哪个不知信什么教的直娘贼惹到过这位统领大人？

    而伍思成则在思考这位知州大人的想法：他这是要让天道党一家独大？于我，乐见其成啊。不用说，他是教宗，那么我，好歹也是大长老、主教了。

    伍思成还在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李芗泉已经令人找来了刘悌廉：“岚清，来见过监州。伍大人，他是刘家村族长的嫡子，自幼饱读诗书……”

    伍思成忙插了一句话：“我在凌霄城时，见过刘老族长，也见过岚清几次。”

    “哦，如此更好，我看岚清颇有志向，而伍大人又求贤若渴，因此，我将他引见给你，伍大人，你意下如何啊？”

    伍思成心里很清楚这位知州的目的，他笑着说：“那真是好极了！能得到岚清这样的大才相助，幸哉幸哉！”

    内心激动不已的刘悌廉看着眼前的知州与监州，想不到自己一自荐，就得到重用的机会，他更清楚，这次机会对他来说非常难得，如果能够得到这二位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自己的前途定将一片光明。

    “多谢二位大人抬爱，在下愿效犬马之劳，竭力辅佐大人。”

    “哈哈，好好好！有岚清相助，能替我分担不少的事务！”

    李芗泉微微一笑，这不就挺好嘛。他满意地看着两人，心中暗自松了口气。接下来，他需要让刘悌廉尽快熟悉州里的情况，并与其他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

    李芗泉名义上顶着权知长宁州事的牌子，然而他哪里有施政的经验，实际上他只是挂个名罢了，五品监州伍思成才是文官的实际领军人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梅硐城内，唯有伍思成才是整个长宁境内，最高官阶、正儿八经的大宋正牌转运判官呢。

    说到这个转运判官，职位虽比转运副使还略低，但这个职位需要真材实料，一概催徵钱粮之事，皆由其负责，无论转运使还是副使，大都只是作最后的验明罢了。同时南宋后期，部分转运使、判官，还兼有监察知州职务，以防止出现贪腐的现象。

    眼下这位伍大人，也并非浪得虚名，他召集城里有点墨水的文官吏员，连夜奋笔疾书，准备好了他主政之下的“文治”纲要，自然，李芗泉也提供了一些参考。就在第二天，也就是丁亥年丙午月辛卯日（6月13日），农历五月初一，监州推出了他的“十一大事”！

    大衙之上，戴着长翅帽的伍思成正襟危坐、脸容严肃，新做的绯色公常服腰带上，配着个银鱼袋--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至少李芗泉没有这个本事。看来这位监州，倒是很好面子。

    伍思成眼中布满血丝，不过连夜的操作，也丝毫未影响到监州大人的精神，台下两班文官，或着绿袍，也有着或黑或白衣裳的，皆是城中官吏，文官之后，便是各坊乡望，也被邀请前来参会。

    本来堂中大位，应是这位权知州事的李芗泉坐的，但他不在乎过程，并且伍思成一夜劳累，由其来宣布施政纲也算是对得起监州的一番呕心沥血。于是，李芗泉在上首处又设了一个位，与伍大人并肩坐在一起。

    “诸位，长宁州建立伊始，事多且杂，然而时不我待，我等唯有全身心的投入到建设富足、强盛、文明的家园中来，壮大自己，才能与鞑子一较高低，因此，以伍大人为首的班子制定了行动纲领，给诸位提供指导性的方向，下面有请伍大人进行讲解说明。”

    在李芗泉简略的讲了一番为何要分布新政后，伍思成才一本正经的起身，先向东拱手道：“自我朝太祖始，三百二十有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然胡虏觊觎，九州之地，血流漂杵，山河蒙尘。为复振朝纲，强我大宋，臣长宁监州伍思成，奉知州之命，不敢稍有懈怠，特制长宁军州十一大事，以报浩荡皇恩！”

    “其一，梳通保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各设甲长、保长，司管、教、养、卫之职，若有为盗通贼纵匪情事，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原本李芗泉想推行后世的村、居委会制度，但变化太大，伍思成以难于管理而竭力反对，考虑到保甲制是古代中国长久实际的制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后世的村居委会制，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与强力的干预能力，目前不太现实，只好作罢。

    “二，薄徭役，废丁税（人头税），行摊丁入地制。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可上下其手，其利四。”

    其实对于这一点，只能说是李芗泉与伍思成两人在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最后勉强达成的一致。最初李知州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当他介绍完后，伍监州立即出言反对，他理解这个责任制就是将山林土地归于农民，也就是国家、士绅地主统治阶级将失去对土地的控制。

    无论李芗泉怎么解释“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与区别，监州大人就是不同意，反而好言相劝，不要“自乱阵脚”。最终，李芗泉再次退让了，因为伍思成说得对，自秦至民国，士人集团都是统治阶级，他们是民间资源的实际掌握者，现在自己羽翼未丰，还不能与士人地主阶层作对。

    就如篡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人人皆称之为暴君，实际上这是对王莽不公正的评价，正如后世的胡适点评：“王莽是中国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

    但建立新朝15年的王莽，最终却落得个被杜吴所杀，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到295年，用作告诫朝臣宗亲谋逆者将有此下场。

    这不得不说是件遗憾的事，其实持谦恭敬品格敦厚、还算勤政爱民的王莽，其想法是好的，但他急于求成，草草颁布超前的政令，又遇连年的天灾、蝗灾，最后士人集团利用这些问题，怂恿农民起来反抗，才落得如此地步。

    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些超前了！而摊丁入地呢，却不然。

    历史上，摊丁入地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中，较为先进的一种制度，始于明代，盛于清代，事实上，确实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有效的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轻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调整了国家、士人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摊丁入地，其实本质上只是缓和统治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做制度的改变，因此，士人能接受，有所减负的农民当然更愿意了。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这项政策对于增加国库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皇帝当然愿意了。

    对于这一条的订立，思路清晰的伍思成很快便接受了。

    “其三，丈量田亩，予民耕种，奖励垦荒！四，组织诸民兴修水利；五，大力种植桑、麻、棉、果等作物；六，发展工商业，单独实行什一税，别无它赋。”

    这四条主要是为了促进农、商发展，除却目光短视的“蝗虫起义军”外，丈量田亩、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要干的一点大事，既能积聚国力，又能收获民心，傻子才不干。

    后世一句话说得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实，没有农业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何况在暴元的残酷统治之下，民众食不果腹，若朱雀军治下能解决温饱问题，对民众的向心力将大为增强。

    说到对商业的征税，伍思成倒是积极的听取了李芗泉的意见，这什一税的出台，从根本上与摊丁入地分离出来，对于将来商业的发展，有了一个保障。

    “七，徒富民，抑豪强；八，取消奴、婢制度；九，成立惩贪司，传司捕查作奸犯科官吏；十，编民入户，清查户口。”

    对于“徒富民，抑豪强”，这是李、伍二人皆不约而同提出来的。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和伴随兼并带来的农民人身依附，导致国家缺乏足够的农民人口、田地应对国事，更根本的是，豪强集团会威胁到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君主专制集权。

    譬如汉朝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就与自刘邦至刘彻，皆不遗余力的打压豪强，并将其作为一项长久性的政治国策有关。没有这些地方豪强的离心离德，就会政令通行，上下一致，国家不强盛都难。

    再譬如明末，豪强占有大量土地与财产，这些豪强又资助东林党等卖国集团，最后反而皇帝无钱给边卒发赏，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为防患于未然，抑豪强就必须现在开始，否则将来后患无穷。

    至于取消奴婢制度，则是鉴于当下鞑子的奴隶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还民以自由身份，以争取还在蒙元统治之下的苦难民众，特别争取人口基数最大的汉人或亲汉南方夷民，无论当下还是将来，都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成立惩贪司一项，到底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其实李芗泉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自古官官相卫，无论在哪个朝代，他们最终都会打成一片，除非改变政治制度。

    对于编民入户，这是基本的数据统计，有了准确的大数据，才能为今后的定策、打战或重大项目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

    “十一，办学堂，免供教授，开设道德、国学、算术、格致、击射、音律、医术等学问，孩童不分男女，皆需入学。”

    关系学堂的事，是伍思成主动提出来的，而李芗泉丰富了学堂教授的范围，但在学生选择的方面，伍思成坚持男童入学，不过这次李芗泉寸土不让，并耐心解释为何男女皆一视同仁的道理。

    各朝各代，教育大体只针对少数人，然宋代有所差别，由于国富民富，宋代的扫盲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最高的，甚至高于民国、共和国初年。伍思成生于这种环境，他虽无法完全认同“适龄孩童一律入学”、“女童皆要入学”的建议，但他能勉强接受。

    伍监州的“十一大事”，对于稳定民心、保障民众权利、发展生产、促进教育与工商业的发展等诸多方面，是有正面作用的，这也基本奠定了将来李芗泉治下的施政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进入伍思成文官系统的吏员刘悌廉在兴办学堂方面，也提了一些建议，对于此条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却是当初张山翁在刘家村施教时提起过，被刘吏员拿来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