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霆一行是从苏州府城的西边进城的，胡文霆记得在后世的时候，曾读过明代大才子唐寅（唐伯虎）写过的一首诗，名为《阊门即事》。其诗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诗中所说的阊门就是胡文霆一行刚刚通过的苏州城之西门，当然了，在这里唐寅是用来代指苏州这座城市的。

    唐寅笔下的苏州城到底繁华到什么程度呢？ 诗中的“黄金百万”比喻的是有钱人多， 嘉靖时期的一位学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试想一下，苏州的有钱人该多到什么程度。

    而“四远方言”指的是苏州城内聚集了天下各方人士（包括海外人士），“翠袖三千”则比喻的是城内美女如云（后来也有苏杭美女甲天下一说），“五更市卖”一句指的是城内各种生意应有尽有，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各式需求，这似乎已经和后世高度发达的社会没有多大区别了。

    这么繁华一座的苏州城，其百业兴旺繁花似锦的市容市貌，即使请最着名的画师来描摹，恐怕也很难把它画好。唐代李白的诗中有“白发三千丈”这么一句，大家都知道那是采用了夸张的描写手法。但唐寅的诗中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夸张成份在内。

    从筑城历史来说，苏州城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因为早在春秋时期的吴王就已经建都于此，所以苏州城又称“吴”。到了隋朝官方才开始把它命名为苏州。

    到了明朝中叶时期，苏州城就俨然已是江南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当时大明境内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是后世的上海未开埠前，南方不容争议的经济文化中心。

    关于苏州在大明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也有颇多相关的记载。 比如《明会典》中，曾记载了在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秋粮实征数为二百七十四万余石，超过了当时大明全国实征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比当时 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的总和还多。

    当时就有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说明了苏州的赋税之沉重，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州工商业之发达，经济实力之雄厚，否则，在这么沉重的赋税压榨之下，苏州百姓早就应该民不聊生，百业凋零了。

    在胡文霆来到大明之前，京城的坊间曾流行着两个新词，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为“苏样”，别的新鲜事件，则称为“苏意”。因此，在胡文霆推出了那些新式的服装之后，很多人也就习惯的把它称之为“苏样”了，对此，胡文霆也没有去多做解释。

    正因为苏州城里百工聚集，其手工业从业者也随之猛增，还真有点和后世的城市类似。据万历时期的一些不完全统计，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城内的纺织工人最多，单机匠就有千户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官方兴办的织染局。

    但其中占多数的都是以家庭为一个单位进行相关的工作。苏州城内的人口，也因此分为了三个群体。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的获利却极其有限，一般仅能达到维持生计的水平。

    其次是一些工坊主，这些人大多都是由原先的乡绅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

    最后就是一些生员或者已经考取功名的人，在这个时代，这部分人是享有一定特权的知识阶层。

    而工坊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存在着一定联系的，有钱人家能保证自己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下一代转而进入仕途，并同时获取更高的政治身份，这也是传统社会中的常规进取之道。

    对于曾经在后世最繁华的都市学习、工作、生活过十来年的胡文霆来说，穿行在明代苏州城繁华的街道之中，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震惊，只是让他觉得有些新奇而已。

    因此，他除了走马观花似的观察了一下街道两旁的场景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处在深思之中，他在想着如何才能把苏州城强大的经济实力，从目前被大多数私人掌握的状态变为由大明的国家来掌控。

    而胡文霆的一帮随行人员，却是第一次能够无拘无束的欣赏着这些繁华的景象，因为他们以前即使是偶尔随胡文霆进入了京城，但也得随时保持着谨慎，怕一不小心就冲撞到某一位大人物。

    而在苏州城内就不同了，即使是城内的最高级别官员应天巡抚，和如今胡文霆的地位相比起来，也是占不了多大优势的。

    同时，作为半个地主的邢沅，在逼得胡文霆放弃抵抗之后，心情也是愉悦之极，再加上在她身旁负责保护的几名随行人员，在经过一番察颜观色之后，很快就一口一个三夫人的称呼着她。

    于是邢沅就带着满脸的笑意，不时的为这些随行人员进行着一些相关介绍，在看到某一种着名小吃的时候，邢沅还会让人过去买上一大堆，除了让人给胡文霆送过去一份之外，其余的都分给了一众随行人员。然后，整个队伍就齐声喊道：“谢三夫人赏！”

    看到邢沅满面春风的样子之后，胡文霆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却并没有对她的这些行为进行干涉。

    很快了队伍就来到苏州城的城东位置，这里的大街小巷里都遍布着一些纺织机户，这又让胡文霆不由得想到了后世的一些工业区。

    随后，胡文霆更是联想到了在后世时，自己在一些史料上看到过的，明代苏州城相继爆发过的一些类似后世工人运动性质的一些事件。

    比如，明代苏州城内百姓和机工们，为了争取到足够米粮以及相对稳定的售价，曾组织过数次的抗争活动。

    我们都知道粮食能否充裕，往往是古代大城市化的常规性难题。江南堪称天下富庶，但同样也会遭遇此类问题。苏州出产的稻米，相较于北方而言，虽然已经是分早晚两季出产，产量要比北方高出不少，但无奈苏州一带人口太过密集，因此仍难以保证有足够的粮食来供给城市。

    于是在每年十一月，晚稻收获之后米价就会开始上涨，直至第二年七八月间到顶峰。如果从更南边的广东运至苏州的米粮路线受阻，苏州的粮价还会进一步上涨。

    由此，每逢春夏之交，苏州一带由市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米粮抗争运动就成为了常例。而苏州城内士绅占比较多，其文化也相当发达，甚至连不少青楼女子也都有着文才。戏曲小说歌谣与民间揭帖一样，都能成为信息的宣传工具，抵达各个群体的民众。

    所以，每次参加暴动的人都会很多，有小商贩、纺织工人、部分商人，其中当然也免不了会混杂着一些地痞流氓。但其背后的组织领导者，往往是有功名地位的一些士绅及生员。 因为在明代中后期，科举竞争激烈，生员卷入抗争，也是表达了他们对科举的一些不满。而士绅群体，向来在传统社会中负有“公义责任”。因此苏州城内的每次抗粮运动，最终都会以官府的妥协，然后开仓“抚”民而获得成功。

    这种季节性的闹事，一年总会有那么一两次。久而久之之后，却培育出了苏州城市民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以及抗议能力。于是，苏州城在后来就进而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抗税抗监的活动。

    在《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中，曾经记录了一起类似后世工人运动的事件。说是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本来是准备要打击苏州境内织户们的偷税漏税行为，结果因事前遭到泄密，反而被苏州丝织业工人打死了一些手下人员，自己也被织工们驱赶出苏州府，从此再不敢过问苏州收税之事。

    其原文曰：“织造太监孙隆，带管税事。本安静识事机，四月中至苏会计，五关之税日缩，借库银以解。颇严漏税之禁。”

    所谓“安静识事机”，也即苏州的那些士大夫们都觉得这个太监在刚开始时是比较识相，不怎么搞事情，所以就默许他在苏州府待下去了。

    但因为苏州当地的偷税漏税行为实在太过猖獗，本就很低的商业税收还不断缩减，以至于孙隆要通过挪借其他银子来填补这项窟窿，作为为皇家办事的太监孙隆，这才想到要打击当地的偷税漏税行为。

    在一些当地人在投附孙隆之后，就向他提出一项针对丝织业征税的标准，每一张织机，每年收取税银三钱。

    要说在明代，丝织业也是一个利润颇丰的行业。在一些笔记和小说里多有以丝织业发家致富者。比如曾经在万历朝为官的一名退休官员，曾在书中记载了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张织机起家，很快就“家业大饶”，到其祖父辈兄弟四人继承家业，已经各富至数万金。

    在《万历野获编》中也有相关记载“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当然了，不同种类的织机，不同品质的丝绸，不同技术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其利润率也不完全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在一篇明人笔记里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

    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比起后世工商业的税率恐怕都要低上很多。更何况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还是编比较保守的估计。

    而投靠太监孙隆的那些人都是苏州本地人，应该是比较熟悉当地的行情，深知丝织业的暴利，才有此提议。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即便真实施，从大的方面来说，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

    可没想到的是，随后就是“讹言四起”，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发动暴乱。“填街塞巷，飞石击死建节，尽毁莘等十二家”，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一名乡绅的家。

    太监孙隆当时就被吓得在一个朋友家里躲了两天，然后又乘小船逃到了杭州，并辞掉了税务之职，从此再不去苏州，而向机户收税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处在胡文霆这个位置，自然很快就能想到，该次工人暴动事件应该是由苏州当地的某些官绅在背后纵容甚至操纵的，为的就是借机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因为这些工人不仅纪律性相当强，所谓“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抢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而且连最后出来背锅的人，似乎都和当地官员沟通得非常好。打死数条人命，破毁数户人家，事后受到的惩治却轻微到不可理喻。

    事后，当地官府装模作样的要惩办首恶，然而其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却像是受到优待的明星一般“众义之，馈者甚众”。到后来其被放出来，还被众多的乡绅官员礼敬“缙绅皆待以宾礼，称曰义士。”

    在有明一代的南方，官员煽动市民和工人暴动，打死收税人员这还是明的。一些官员还会弄阴招。比如巡抚凤阳等地的李三才，让死囚攀陷诬告太监手下税官，然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杀害，万历派出去收税的太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

    作为在后世曾经接受过二十来年组织理论教育的一名高级干部，胡文霆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很快就开始在心里筹划着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把对市民和纺织工人的引导权争取到自己手中来。

    因为根据自己的初步设想，以及后世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经验，要想使大明的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大发展的道路，必须争取到在大明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支持才行。

    随后，胡文霆就很自信的点了点头，因为他想起了后世某位伟人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而目前自己手中可是拥有一支力量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只要筹划得当，应该是能对当地的一些反对势力实现碾压的。

    当然了，对于一些思想比较正面积极的当地势力，如果能争取过来的话，也是要积极去争取一番的，就比如目前胡文霆正在积极拉拢的叶绍袁一族，这也是后世伟人曾提出过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就在胡文霆心无旁骛的处在各种思考之中的时候，一名亲兵过来向胡文霆汇报说，三夫人想请他过一下，说是有话要对他说。

    看到这名亲兵居然冠冕堂皇的就把三夫人这个称呼挂在嘴边，胡文霆就瞪了他一眼，还作势举起手中的马鞭要抽这名亲兵，作为胡文霆的亲兵，当然对他的性格脾气是比较了解的。

    因此，他虽然知道胡文霆这是在装样子吓唬自己，但还是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连连往邢沅所乘坐的轿子跟前退去，口中还装模作样的连声喊道：“三夫人救我！”结果却招来了前后左右的一片嬉笑声。

    当胡文霆下马来到邢沅的轿子面前时，邢沅指了指前方不远处说道：“公子，再过了前面的那座桥之后，就差不多到了我原来老家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