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明朝: 朱元璋洪武立国
作者:丁凡星   历史追光者最新章节     
    明朝1368年―1644年,传16帝,共计276年。

    朱元璋与 1368 年正式称帝,建立明朝,当时 40 岁。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

    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政治中心,于皇宫中处理政务,身旁有刘基、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能臣相伴。

    在起义过程中,朱元璋收了三个义子和二十个养子,其中较为出名的养子有沐英。沐英英勇善战,为明朝镇守云南,战功赫赫,为明朝的边疆稳定立下汗马功劳。

    朱元璋的皇后是马秀英,她是郭子兴的养女。朱元璋与马皇后相识于起义之时,可谓患难夫妻。

    当时朱元璋在郭子兴麾下,屡立战功却遭人嫉妒陷害,陷入困境。马皇后对朱元璋关怀备至,甚至偷藏热饼给他充饥。在艰难岁月中,两人相互扶持,感情深厚且坚定。

    马皇后不仅在生活上悉心照料朱元璋,在政治上也常以仁德劝诫,使朱元璋能广纳良言,施行仁政。他们的爱情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犹如明灯照亮彼此,成为一段佳话。

    朱元璋建国后,经历了与大臣们的多番博弈。朱元璋先是在朝堂上多次提及丞相制度存在的隐患,引发大臣们的讨论。一些大臣认为丞相制度传承已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朱元璋态度坚决,他列举了历史上诸多丞相专权乱政的事例,如秦朝赵高指鹿为马、东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等,强调丞相权力过大对皇权的威胁。

    此后,朱元璋暗中留意丞相胡惟庸的行为,发现其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等诸多不法之事。于是借机将胡惟庸以谋逆罪处死,并借此大肆株连,牵连众多官员。

    此后,朱元璋顺势宣布废除丞相制度,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加强中央集权的集中,他规定以后不许再设丞相一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一决定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但朱元璋凭借强硬的手段和绝对的权威,使得废除丞相制度得以推行。

    在这个过程中,刘基等大臣曾试图劝谏朱元璋谨慎行事,但朱元璋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最终成功废除了丞相制度,实现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在地方管理上,他设立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

    洪武九年,全国设立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负责一省的民政和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和监察,都指挥使司掌控军事。三司彼此独立又相互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坐大。

    朱璋设三司,三司直接听命于皇帝。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减少地方割据和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设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负责一省的民政和财政,比如管人口、民政事务、税收等。

    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和监察,审案、监督官员。都指挥使司管军事,组织训练军队、维护地方安全。

    三司相互独立又牵制,权力分散。比如布政使司没司法和军事权,按察使司不管民政和军事,都指挥使司不涉民政和司法。

    这比以前废除丞相后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对地方控制更有力,对抓贪官污吏作用很大,地方难以形成割据势力,皇权更巩固。

    明朝初,人口约 6000 万左右。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分别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为巩固皇室地位,朱元璋分封诸王。洪武三年,他第一批分封了九个儿子和一个从孙为王。这些藩王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如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然而,这一举措也为后来的“靖难之役”埋下了祸根。

    在对待开国功臣方面,朱元璋的态度复杂多变。开国功臣如李善长、蓝玉、胡惟庸这三位功臣在朱元璋后期处理的。唯有刘基是告老还乡的。

    李善长最终因胡惟庸案被牵连处死。蓝玉被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因涉嫌谋逆被朱元璋铲除,此案牵连甚广。

    刘基,字伯温,是元末明初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他自幼聪明异常,元至顺年间考中进士。曾担任过高安县丞,有廉洁正直的名声。

    后来朱元璋听闻他的名声,用重礼聘请,刘基开始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他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屡献奇策,如在与陈友谅的决战中,助朱元璋取得关键胜利。

    明朝建立后,曾请求朱元璋制定法律制度以止滥杀;在朱元璋责罚丞相李善长时,他为李善长求情;朱元璋询问宰相人选时,刘基认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不适合担任宰相。

    刘基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着有《郁离子》《卖柑者言》等作品。《郁离子》是一部寓言体散文集,创作于元末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之时,通过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来阐述其政治、哲学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他对理想政治的追求。

    《卖柑者言》则以卖柑者之口,讽刺了元末社会的黑暗腐朽,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批判。

    洪武八年(1375 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风寒。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刘基服药后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告知其服用御医所开之药后更加不适的情形,但朱元璋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他宽心养病,这使刘基相当心寒。

    三月下旬,已无法自由活动的刘基在朱元璋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返乡。回家后,他拒绝了亲人和乡里找来的药食,仅维持正常饮食。自知来日无多的刘基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

    他对长子刘琏说:“刘氏后代切不可再学神算”,并让他把自己的着述运到南京,告诫子孙后代不要看这些书,更不要学习象纬之法。他还对小儿子刘景说:“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正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应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想给皇上写封信,但现在胡惟庸在,就是写了也没用。待胡惟庸下台后,皇上必思念我,会找你们,你就把我这段话说给他听”。

    不久之后,刘基病逝,享年65岁。关于刘基的死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他是被胡惟庸所害。不过,具体的死因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刘基一生以卓越的才智和谋略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他的事迹、思想和着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达,生于濠州钟离一普通农家,智勇双全,徐达投身朱元璋麾下,自此开启戎马生涯。

    徐达跟随朱元璋后,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多次助朱元璋化险为夷。战功赫赫,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不世之功,朱元璋论功行赏,封其为魏国公。

    据《明史》记载,徐达一生“所平大都二,省会三,郡邑数以百计”。然而,徐达晚年身患重病,相传朱元璋赐蒸鹅致使其病情加重而亡。

    公元 1385 年,徐达离世,享年 54 岁。他为大明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不朽功勋。其名,永载史册,为后人传颂敬仰。

    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他下令鼓励垦荒,规定新垦荒地免税三年。

    据统计,洪武年间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增加,从洪武元年的 180 多万顷增长到洪武二十六年的 850 多万顷。

    同时,洪武八年(1375 年),朱元璋下令在江南地区大规模疏浚河道、修筑堤岸,使得苏松一带的农田得到更好的灌溉,粮食产量有所增加。

    海上贸易经过,东京繁华如锦,大运河通畅,经济繁荣至极。但朝代更迭,至元朝,重心移至北京,元末,战乱起义军风起云涌,经济惨遭重创,往昔辉煌不再。

    明朝洪武年,新朝初立,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颁布海禁政策:“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朱元璋权衡利弊,决意施行,意在抵御倭寇,切断前朝余孽与外勾结走私,保政权安稳。

    为落实此策,朱元璋遣汤和操办。汤和严阵以待,加强海防,严禁私出。

    朱元璋在海禁政策基础上有所创新。增设市舶司,加强对合法贸易的管理与监督。同时,鼓励发展国内手工业,提高商品质量,为日后贸易输出做准备。

    此外,还派遣使者出访周边国家,试图建立稳定的朝贡贸易体系。

    历经多年努力,明朝经济逐步复苏。虽海上贸易未达往昔巅峰,但已呈向好之势,为明朝未来的繁荣铺就道路。

    洪武八年,一道诏令传遍天下,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社学。此令规定,每五十家需设立一所社学,且要聘请老师教导儿童。

    在这一开创性的举措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江南地区,苏州、杭州等地,社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以苏州为例,短短数月内,便设立了数十所社学。这些社学有的依托于当地的书院,有的则专门新建校舍。校舍宽敞明亮,桌椅整齐摆放,为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师资方面,各地选拔了一批有学识、有品德的先生任教。他们或是当地的秀才,或是曾在私塾讲学多年的资深教师。

    以江西一所社学为例,李夫子老师,博学多才,不仅教授儒家经典,还传授诗词歌赋和算术。

    朱元璋重视社学的建设,对教学内容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学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典,同时也要学习儒家的四书五经。

    在教学质量的监督上,朱元璋还会不定期派遣官员进行巡查。据史料记载,洪武十年,有官员在巡查中发现,某地社学的老师教学懈怠,当即对其进行了处罚,并责令整改。

    除了社学的广泛设立,朱元璋还大力恢复和完善科举制度。洪武三年,他正式开科取士。

    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是,朱元璋增加了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为更多的人才提供了入仕的机会。在考试内容上,强调经义、策论等实用之学,注重选拔能够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的实干之才。

    据统计,洪武年间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数量相较前朝有了显着增加。这些进士中有不少出身贫寒,但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努力,得以入朝为官,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教育普及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众多儿童得以接受教育,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如此,明朝初期人才辈出,为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基石。

    洪武立国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挑战的时期,朱元璋以其果断的决策和强硬的手段,塑造了明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