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女谋逆事件后，朱厚熜愈发沉迷于炼丹修道，公元1543年起，长达二十年不理朝政，将政权几乎拱手交给了奸臣严嵩。

    朱厚熜侥幸捡回一命，自此身心受创。成天和道士为伍，陶仲文和邵元节，这两个道士是当时最出名。

    陶仲文起初跟随朱厚熜，朱厚熜南巡，就被授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的名号，紧接着又被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管道教事务。他的儿子陶世同得以担任太常丞，女婿吴浚、从孙良辅也当上了太常博士。

    到了嘉靖十九年，因为祈祷治病有功劳，陶仲文晋升为礼部尚书，还特别被授予少保，他的妻子被封为一品夫人。

    陶仲文是权倾朝野一人同时兼任三孤的人，即少傅，少保，少师。

    后来，朱厚熜下诏追赠他三代，给予诰命，他的孙子得以进入国子监。

    第二年陶仲文被加封为“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他的儿子陶世恩成为尚宝丞。接着又加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支大学士的俸禄。加支伯爵的俸禄，授予他的徒弟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后来又封为“真人”。

    因为祈祷降雨以及平定案件有功，被封为“恭诚伯”，每年有二千石的俸禄。

    三十二年，陶仲文又因齐河县道士张演建大清桥时，疏浚河道得到了重千斤的龙骨，还有长数丈类似有神相的石沙一脉，朱厚熄随即拿出国库的银子相助。

    三十六年，陶仲文因病请求返回山中，把历年皇上赐予的莽玉、金宝、法冠以及白金万两献还。

    三十九年他去世后，世宗听闻十分悲痛哀悼，他的葬祭规格参照邵元节，特别谥号“荣康惠肃”。

    再说邵元节，他是江西贵溪龙虎山的道士。嘉靖帝曾召他进宫驱魔，可他年事已高，就推荐了陶仲文代替自己。

    这两个道士，凭借各种手段获得了皇上的宠信。在他们的蛊惑下，皇上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些虚无缥缈根本不存在的长生之术。

    朱厚熜在宫中终日与道士们为伍，他在宫内设立炼丹房，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起，每年耗费巨额钱财收集各种珍稀材料炼丹，试图求得长生不老仙丹。然而，这终究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公元1556年，修建永寿宫，动用民工数万人，历时两年完成，耗费白银八十余万两。负责工程的官员借工程之名大肆贪污，虚报费用。为满足修道所需，民工增加超过五万，花费白银近百万两。

    明朝被迫开放马市。每年用于购买马匹的费用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由于管理不善，大量劣质马匹被引入，且价格虚高，造成了极大的财政浪费。

    朱厚熜沉迷炼丹修道，深信道士所言，以朱砂、水银、硫磺等矿物质为主要原料炼制丹药，认为服用可长生不老。为获取这些原料，耗费大量钱财从各地采购。

    这几项开支巨大，在朱厚熜的昏聩和严嵩的弄权下，社会矛盾激化，1556年至1566年，这十年国家财政危机愈发严峻，国家走向衰退。

    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因长期服用丹药，身体每况愈下，最终驾崩，享年60岁，他给明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朱厚熜的长子朱载基出生两个月就夭折了，次子朱载壡被立为太子后没多久去世。后来朱厚熜又有了四子朱载圳，但朱载圳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初九病死了，这样一来，朱载坖就成了实际上的皇位继承人。

    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朱载坖依照遗诏登基即位，次年改年号为隆庆，他一共在位6年。

    30岁的朱载坖，即隆庆帝。他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江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重振朝纲，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据统计，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国家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万两白银。

    此时，全国可耕种的农田面积大幅减少，约比嘉靖初年减少了两成，仅为正常年份的七成左右。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隆庆帝不得不下令清查各地隐匿的土地和人口，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查出隐匿土地数百万亩，新增纳税人口数十万人。

    这些努力对于庞大的财政缺口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边疆战事又起，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一年，用于北方边境防御的军费达到了三百多万两白银，几乎耗尽了当年的财政收入。

    他依靠内阁首辅大臣高拱、张居正等人进行了一些改革。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政治家、改革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年），万历皇帝登基（朱翊钧朱载坖的第三子），在位前期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进行改革，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张居正代高拱为内阁首辅。

    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考核官员的行政能力，通过地方财政收入和新法执行程度来判断官员是否称职，大大提高了官场效率。

    实行“一条鞭法”的税收改革，把原来征收实物的税收方法改为统一征收银两等货币，简化了税收项目和征收手续，促进了商品流通，客观上鼓励了商业的发展。

    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改革税收政策，只允许仕人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免税，其余部分正常缴税，仕人也要参加徭役摊派，也可出钱赎买。并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根据土地质量划分征税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鞑靼俺答不断率兵进犯明朝。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率属下数十人投降明朝。朱载坖采纳总督王崇古的建议，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后来俺答祈求册封，并绑赵全等人献给明朝换回把汉那吉。朱载坖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执行和鞑靼的通贡互市协议，此后各部落不再侵犯明朝，每年来入贡和贸易。高拱在军事边防编制和人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主张在辽东以战固守。

    一条鞭法简化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除特定漕粮地区外，全国田赋改收折色银两，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体现经济发展要求。隆庆时期还曾较大规模开河修水利，以缓解水灾和解决南粮北运堵塞问题，其中海瑞修浚吴淞江、白茆河的工程效果显着。

    高拱（1513 年—1578 年），河南新郑人。明代政治家、思想家，仕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内阁首辅，卒谥文襄，着作收入《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出身官宦世家，五岁善对偶，八岁能每日背诵千余字，十七岁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中进士。嘉靖三十一年，任裕王府侍讲，与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朱载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嘉靖四十四年，高拱升任礼部尚书，次年在内阁首辅徐阶举荐下入阁。嘉靖帝去世后，徐阶和张居正草拟遗诏，没有征求高拱同意，这令高拱极为愤懑，两人矛盾公开化，高拱对徐阶的忌恨也变得更深。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高拱获胜。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称病告休，次年十二月东山再起，再度入阁成为内阁首辅。

    高拱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他重视军事，建议增设兵部侍郎作为将来总督的候选人；

    改革军事人才考核方式，强调奖惩机制；反对论资排辈，提出将科举考试的进士和贡士一起任用等。他还推动了“俺答封贡”，结束了明朝与鞑靼之间长期的战争关系。

    高拱日益自负专横，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矛盾激化。隆庆帝死后，张居正、司礼监太监冯保密谋将高拱驱逐回乡。高拱被罢归后隐居乡里，潜心着述。

    高拱的哲学思想也有一定影响，他的气本论强调气与理的密切关联性，认为两者本为一物，不存在先后关系。

    《明史》认为高拱自诩有才识谋略，傲气凌人，所以在政治斗争中被张居正击败。但后世学者指出，高拱才能卓着，他促成的俺答封贡为汉蒙民族团结揭开了新的一页，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也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学术上，高拱为推动明代实学思潮的勃兴和气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赞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六年（1572年）被张居正和冯保联合算计，被迫辞官归乡。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回家丁忧，途径河南，见到了高拱，二人抱头而泣，相谈甚欢。

    尽管那一刻可能有旧情的流露和感慨，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利益冲突以及过往的争斗在根本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高拱着《病榻遗言》书中记述了张居正勾结冯保夺取首辅之位的经过，他内心深处仍对被张居正和冯保联手驱逐出朝一事耿耿于怀，即便有短暂的和解瞬间，也无法抹去他在政治生涯中所遭受的挫折和不公带来的痛苦记忆。

    万历六年（1578 年）高拱在悲愤交加下病逝，享年66岁。万历三十年，明神宗诏赠高拱太师衔、谥文襄。

    明穆宗朱载坖在位仅六年，将政事交与朝臣后便沉迷享乐。司礼监宦官滕祥、孟冲、陈洪正深受他的宠爱，争相搞一些奇技淫巧的东西来取悦他。

    御史詹仰庇曾上疏，宦官表示朱载坖提取的户部银两全部用来创建鳌山、修筑宫苑、制作秋千、建造龙凤舰以及加工金柜玉盆。

    刘奋庸也上疏，称朱载坖继位以来下令提取的银两不下几十万，都用来珍奇异宝、制作鳌山的明灯，御用器皿等物也要求全部雕金雕玉。

    隆庆五年（1571年），他下诏要求江西烧造瓷器十二万多件，山西织造羊绒三万二千二百多匹，一共花费了一百多万两。他还是裕王的时候，府里姬妾很少，即位后变得好色。隆庆三年（1569年）四月，他以增选宫人为由，下令礼部照例选取民间女子三百人入宫。

    隆庆六年（1572年）朱载坖病危，召集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接受遗命。第二天，他在乾清宫驾崩，终年三十六岁，在位六年。死后，他的庙号被定为明穆宗，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葬于明昭陵。

    同年六月十日，皇太子朱翊钧遵其遗诏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