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道教的影响较大，道教中的神仙信仰和修仙观念深入人心。八仙作为道教神仙的代表，八仙的传说起源很早，其人物有多种说法，在唐宋尚未形成固定的“八仙”群体。到了元代杂剧的兴起，八仙故事人物也没固定。

    直到明代吴元泰的演义小说《东游记》问世后，“上洞八仙”才得以选定并确定下来，其排定的八仙顺次为：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一组合及排名次序与现在所传八仙完全吻合，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话说有一天，八仙受邀前往蓬莱仙岛参加蟠桃盛会。这八仙分别是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和曹国舅。

    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神通和法宝。铁拐李拄着一根神奇的拐杖，能随意变化；汉钟离手摇芭蕉扇，可扇出熊熊火焰或和煦清风；张果老倒骑着毛驴，那毛驴能踏云而行；吕洞宾身背长剑，剑术高超；何仙姑手持荷花，清香四溢；蓝采和提着花篮，花篮中装满了神奇的花朵；韩湘子擅长吹笛，笛声悠扬动听；曹国舅则拿着玉板，玉板威力非凡。

    当八仙来到东海边时，吕洞宾提议，众人不应乘船过海，而应凭借各自的神通，各显其能，渡过大海。其他七仙纷纷赞同。

    于是，铁拐李率先将拐杖投入海中，那拐杖瞬间化作一艘巨大的龙舟，他踏上龙舟，乘风破浪而去。汉钟离则把芭蕉扇往海里一扔，扇子顿时变大，他稳稳地站在扇上，飞速向前。

    张果老拍了拍毛驴的屁股，毛驴四蹄生云，驮着他踏云而过。吕洞宾抽出长剑，化作一道剑光，在海面上疾驰。何仙姑抛出荷花，荷花变大如舟，她站在花上，轻盈地飘过海面。蓝采和把花篮投入海中，花篮变成一艘花船，他坐在船上，悠然自得。

    韩湘子吹奏起笛子，脚下生出一条水龙，驮着他前行。曹国舅将玉板变大，他站在玉板上，如履平地。

    八仙在海上各显神通，海面上波涛汹涌，云雾缭绕，景象壮观无比。他们的举动惊动了龙宫，龙王派出虾兵蟹将前来阻拦。然而，八仙毫不畏惧，与虾兵蟹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最终，八仙凭借着他们的智慧和法力，成功地击退了虾兵蟹将，顺利地抵达了蓬莱仙岛。

    除了八仙过海的传说，还有《封神演义》万历年间（1516-1619），作者许仲琳。

    《封神演义》以传说的神话为背景，融合了历史、神话、民间传说等多种元素。书中虽有部分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原型或依据，但大部分内容属于虚构创作。

    历史上确实存在妲己这个人。据史书记载，妲己是商纣王的妃子，是有苏氏部落的女子。帝辛（商纣王）征讨有苏氏时，该部落将妲己进献给了帝辛。

    而在小说《封神演义》中，妲己被描绘成受女娲娘娘差遣，去迷惑商纣王的狐狸精。她拥有绝世美貌，凭借妖媚之术使纣王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做出许多暴虐无道之事，最终导致商朝灭亡。

    《封神演义》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对商朝末年这段史实的普及与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神话文化和想象力。这部小说以商朝末年为背景，讲述了纣王无道，周文王、周武王在各路妖、仙的帮助下与截教、纣王开展对战，最后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取得胜利的故事。书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神话体系，包含了众多神仙、妖魔的角色和精彩情节。

    古代四大志怪小说《搜神记》是东晋史学家干宝所着；《聊斋志异》是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封神演义》明代的许仲琳；《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则难以明确具体属于哪个朝代。

    《西游记》则是明朝吴承恩根据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师徒四人克服重重困难前往西天取经的历程。神仙色彩浪漫主义神话，成为我国四大名着之一。

    另外，“三言二拍”明代五本着名传奇小说集。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小说以一回一个世俗小故事的形式，成就了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冯梦龙“三言”突破了说话人的话本模式，重塑了一种专供普通人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文体，其内容题材广泛，包括婚姻家庭、青年爱情、商人经历、朝廷官场等各种故事。

    冯梦龙（1574 年～1646 年），明代长洲人，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编辑，其中以“三言”最为着名。

    冯梦龙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兄弟三人皆有一定的文学才华和成就，故而被并称为“吴下三冯”。

    冯梦龙中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其兄冯梦桂善画，但作品已不传。其弟冯梦熊是太学生，曾从冯梦龙治《春秋》，亦有诗传世。

    冯梦龙的科举仕途极为坎坷，参加多次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直至57岁，才被补为岁贡生。

    一直坚持读书治学的他。广泛收集民间故事、传说、歌谣等，并对其进行文学作品的修订和创作。

    在57岁之后，尽管为官繁忙，但他依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和整理。尤其是在担任寿宁县知县期间，他根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的生活故事，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内涵。

    “三言”重视故事完整性、情节曲折性和细节丰富性，还调动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冯梦龙的作品除“三言”外，还有《智囊》《情史》《新列国志》《平妖传》以及民歌集《挂枝儿》《山歌》。

    凌蒙初（1580 年～1644 年），浙江湖州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四次乡试，均中副榜。

    崇祯年间，做过上海县丞，署海防事，后擢升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料理河事。

    凌蒙初敌视农民起义，曾献《剿寇十策》，因参加镇压有功，授楚中监军佥事。

    崇祯十七年（1644 年），凌蒙初在房村不幸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重重围困，但凌蒙初坚决不投降，秉持着对朝廷的忠诚，积极部署防御工事，试图抵御起义军的猛烈进攻。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他最终呕血而死。

    凌蒙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起来叫“二拍”，是明代头一回文人自己写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一共 78 篇，讲的都是老百姓的生活和想法，故事有趣，说话也直白。 除了“二拍”，他还写过杂剧、传奇什么的，可惜好多都丢了。

    凌蒙初和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都是很宝贵的文学财富。在明代文学里是有地位的。“二拍”善于组织情节，语言也较生动，但总体艺术魅力比“三言”稍逊一筹。

    神怪故事和民间传说，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醒世恒言》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讲述了一个喜爱花卉的老人与花仙之间的故事；《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则带有一些奇幻色彩，写了商人泛海经商的奇特经历。

    这些故事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以贴近市民生活的方式，传达了各种道德教诲、人情世故和生活智慧，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言二拍”、《封神榜》《八仙过海》只是明代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分。明代是白话小说兴起的重要阶段，小说创作繁荣，流派众多，除了历史演绎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还有世情小说等。

    中国古典四大名着有三部成书于明朝，除了上述的《西游记》，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明代小说中还有兰陵笑笑生所着的《金瓶梅》，被称为世情小说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董说创作的章回体长篇白话神魔小说《西游补》，它被认为是《西游记》三大续书之一。明代许仲琳、李云翔撰写的长篇小说《封神演义》，融合了“讲史”“神仙”“灵怪”等类话本特色，以历史事实为主干，假借神魔，托古讽今，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讲述了商灭周兴的历史故事。

    明代还有瞿佑的《剪灯新话》，这部作品在文言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有一定地位。

    吴承恩的《禹鼎志》，虽然此书已失传，但从一些记载中能了解到它也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

    还有陆人龙的《新世言》，以明代社会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是明代戏曲的杰出代表。

    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社会现象。

    在文学领域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当我们回首探寻这段辉煌的文学历程时，不禁会思考，为何明代的文学能够如此繁荣昌盛，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一度有着繁荣的经济。16、17世纪间，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经济的繁荣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更多的人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内阁，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同时还设有监察机构和特务机构，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在地方设立三司，加强地方管理。

    明代统治者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鼓励文学创作。朱棣曾下令编纂《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对保存和传承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刷术的进步使得书籍的印刷和传播更加便捷，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

    明朝教育不平衡，引爆南北学子大争斗，引发了大明史上最大的一宗冤案 “南北榜案”。朱元璋为了笼络北方士子、维持政治平衡而有意设的局。

    南北榜案，又叫春夏榜案，事件发生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由85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此次考试录取的52名进士全是南方人，引起北方学子的不满，他们认为考官偏袒同乡。朱元璋下令张信等人复查，复查结果仍维持原判，称主考并未舞弊，北方学子的卷子大多文理不通，并有诸多违禁之语。

    但北方学子不接受此结论，朱元璋勃然大怒，命令司法机关介入。尽管经过复查，发现考官阅卷公正，北方考生的试卷确实水平欠佳。但朱元璋为了安抚北方士子，平息可能激化的矛盾，仍对考官进行了严厉处罚，并在六月重新举办会试，录取的全是北方人。

    司法机关得出的结论是刘三吾、张信等人是“蓝党、胡党”等有关叛乱团伙的重要成员，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妄图借科举之机，网罗培植自己的势力，为日后图谋不轨做组织准备。

    最后，刘三吾因年事已高，被免去死罪，流放充军；张信等十人被凌迟处死，原定录取结果一律作废。朱元璋又亲自阅卷，重新录取了61名进士，均为北方人。

    这起案件也被称为丁丑科会试案、“春秋榜”或“南北榜糊涂案”。该事件之后，制定了按地域分配进士名额的制度。明朝在历次科考中仍以南人居多，明仁宗时期实行南北分卷，按一定比例录取考生，后又划分为南北中三卷。

    此后各朝虽在比例方面有所调整，但依旧遵循分卷取士的原则。北方学子有了更多的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提高北方地区整体的文学水平。同时，南北方士子在不同的考试体系下，各自发展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风格和流派，丰富了明朝文学的多样化。

    明代文学流派众多，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这些文学流派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推动了明代文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