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利好，更是救命。

    长安城是李渊的天下，但在战场之上，李世民才是大唐真正的战神。

    突厥自颉利可汗上台之后，在梁师都的教唆下，比以往历次突厥的入寇更为凶猛和直接。

    历观整个李唐王朝，对付突厥人，李世民是不二人选，李渊深知此点。

    他不可能无视突厥的压力，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李世民失去一切。

    当时李唐王朝，因为突厥之患，甚至于非常慎重地考虑过往南方迁都。

    这并非谣言。

    有人上书言事，有理有据地说：“突厥屡寇关中，以子女玉帛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

    李渊慑于突厥之强，已成惊弓之鸟，他真实地派出了使者，往山南寻找适合建都的城市。

    并非只有李渊有逃避之心，朝廷中的元老派和李建成、李元吉都同意迁都的建议。

    但只有李世民坚决反对。

    他壮怀激烈地向李渊进言说：“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

    李世民接着以舍我其谁的霸气，继续做李渊的工作：“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李渊是大唐开国之君，气魄还在，思量之下，知道逃避也并非上策，他对李世民表示赞扬道：“善”。

    李建成心中不乐意了。

    他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昔樊哙欲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

    樊哙所言，已被证明只是一句大话虚言，李建成用李世民相比樊哙，满屏的讽刺意味。

    李世民并不生气，他气定神闲地反击道：“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

    在李世民“十年灭突厥”的豪言坚持之下，南下迁都的计划才暂时终止了。

    虽然因为突厥的压力，李世民的处境得经改善，但他并没有取得李渊进一步的好感。

    因为，突厥的压力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保护李世民，一样也可以伤害他。

    中伤的理由冠冕堂皇，“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也。”

    养寇以自重，古今所在多有。

    李世民的对手们将李渊也拉下水，直指李世民的胃口并非止于太子之位，最终目标是皇帝宝座。

    这是一句杀人诛心的话，直指问题的实质。

    自从平定洛阳之后，随着李世民军功日盛，秦王府中人蠢蠢欲动，李渊虽然已经着意压制李世民的风头和势力，但他同样感受到，来自李世民强大实质型压力。

    李世民终于成长为一个连李渊也需要忌惮的角色。

    他面临不进则退，一退就死的绝地。

    李世民不认命。

    求变才能生存，他开始计划应变的措施。

    长安始终是李渊的地盘，李世民将目光投向东方，在洛阳，那是足以匹敌长安的东都，一旦形势恶劣，他还可以凭洛阳扭转战局。

    李世民是一个行动派。

    他先派遣心腹温大雅镇守洛阳，然后让张亮带领一千多精锐，出关交结山东豪俊。

    也许这是李世民的底线。

    最不济也可以东西抗衡，作个权重一时，割据一方的藩王，他决不会束手待毙。

    但李建成开始发难。

    李世民可以利用杨文干事件，李建成一样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

    李建成先抛出一个让李世民无可回避的指控，他让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

    这是重罪。

    张亮立即被投进监狱问罪，但张亮并没有被吓倒，显然，在李世民的干涉下，他没有被使用大刑，更不用说屈打成招。

    张亮一言不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迫于压力，李建成竟然释放了张亮，让他重归洛阳。

    李世民又赢了一把。

    李建成还是不够狠，也不够毒，他还没有明白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李世民不同，他在战场之上，见惯了太多的生离死别，鲜血淋漓，他早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谁够狠，谁的拳头更硬，谁才能生存得下去。

    双方终于要摊牌了。

    这起源于李渊的一个提议，李渊敏锐地感觉到他的二个儿子之间，已成水火不容之势，他没法调和，那就只剩下一个方法，将他们调离分开。

    虽然这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但却可以延缓矛盾的激发，或者，时间可以治愈他办不到的难题。

    他语重心长地对李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但这件事情被李建成阻挠。

    他和李元吉一合计，认为如果让李世民东出关中，那就再难被控制。

    “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李渊心中早就被种下几根刺，现在只要捅一捅，李渊就会觉得痛疼难忍。

    李建成指使几个死党，让他们上书言事，大体是说：“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

    这种指控对症下药，也非常精准地把握了李渊的本心和行事准则。

    李渊对于投归长安的各地雄豪，从来没有再让他们龙游大海，再回故地。

    他当然知道如果李世民真的不再以长安为主，那李唐一朝，只怕没人是他的对手。

    何况，李世民本人也不乐意回归洛阳。

    出门容易，回家难。

    他知道经此一别，自己必然会和长安决裂，那就是和父兄正面对抗，不管结果如何，都不是他愿意承受。

    他在李渊面前跪地痛哭，请求他不要让自己远离，以尽奉养父亲的责任。

    李渊也有那么一霎那，心神恍忽，他动情地说：“天下一家，东西二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

    既然他们兄弟二人都不愿意李世民出关，那就留在长安吧。

    他将在长安，解决儿子们的问题。

    李渊准备行动，他想黜置李世民，但陈叔达提出了反对意见。

    陈叔达有发言权。

    他当时位兼宰相，是南陈后主的同父异母兄弟，十岁就可以做长诗，自小以神童名重江南。

    后来归隋入唐，官拜纳言和侍中，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又久掌机密，在李渊一朝，是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的元老派。

    并且，他在李渊的指示下，团结、提拔江南的士子，为李唐王朝鼓与呼，可谓是统一战线的功臣。

    当时长安流传一句话，东南名士，半出叔达门下。

    李渊必须重视陈叔达的意见。

    陈叔达义正辞严地进谏道：“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

    当时整个李唐朝廷之中，似乎都站在了皇太子李建成这边，至少也看李渊的脸色，保持沉默。

    陈叔达是极少数敢于从本心和大势出发，仗义直言的人。

    李世民感念这份人情，他登基之后，任命陈叔达做了礼部尚书，李世民发自内心地说：“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陈叔达也颇有国士之风，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此不独为陛下，社稷计耳。”

    李渊现在的问题是，他掌握了处罚李世民的权力，但他一样非常忌惮突厥的入寇。

    那是可能让他灭国亡族的可怕力量，他必须要留下李世民，抵御突厥。

    这种互相矛盾的心态，让李渊始终举棋不定。

    虽然他知道，李世民是风暴的中心，只要让他不在权力的中心，很多事情都可迎刃而解，但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彻底解决李世民。

    但李元吉并不这样想，他向李渊直接提出要求，要直接处死李世民。

    李渊在心中显然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处死自己的功臣儿子，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

    他向李元吉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着，何以为辞？”

    李元吉倒也干脆，他立即回答道：“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没有回话。

    这是件大事，作为一国之帝，一家之主，他当然不可能象李元吉一样莽撞。

    在这一刻，他们甚至都可能达成了共识，只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理由而已。

    李世民感觉到这种敌意，甚至他的僚属们，也非常明显感觉到了这种悲观恐惧压抑的氛围，他们全都忧急如焚，却似乎又有力使不上。

    不行动，就是等死。

    李世民的下属们都是死人堆里挣扎求生过来，想要让他们束手就擒，引颈就戮，那肯定做不到。

    房玄龄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建议主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