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李承乾的属官，都是当代名儒，是王佐之才，却不是争霸之士。

    这和魏王李泰一系官僚孜孜求进，大不相同。

    其中道理，不言而喻，太子是帝国将来的皇帝，其师傅们自然需要教导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名重言顺，以德以功以名为重。

    但魏王李泰以四子的身份，想要夺嫡，就需要长于政治，融汇八方的干练官僚。

    况且，李承乾的师傅们，都是由李世民指定，以辅佐太子成为未来合格的皇帝而言，李世民确实安排了当世最优的老师，可以让李承乾耳濡目染，功德日新。

    可惜，李承乾终究不是那个可以托付天下的人。

    他得人而不能用，可谓失人。

    太子左庶子是大名鼎鼎的于志宁。

    他是北周太师于瑾的曾孙，于志宁在李渊入关时，率领乡党归降李渊，是元老级别的旧人。

    他也是李世民时代的十八学士之一，虽然他只是文士，但在李世民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有一次，权贵们欢聚内殿，李世民没有看见于志宁的身影，心中大感奇怪。

    左右侍臣如实上奏说：“敕召三品已上，（于）志宁非三品，所以不来。”

    李世民并不是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召来于志宁，特别允许他参与宴会，并且当场加授他为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

    李世民推诚布公地对于志宁说：“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

    皇太子的左庶子，职责重大和压力等身，一般都会成为新朝皇帝的核心大臣，可见在李世民心中，于志宁足以托付家国。

    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是李世民对于志宁的心理定位。

    于志宁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他尽心尽力教导李承乾，或者是觉得李承乾过于不上道，于志宁便走了一条曲线规谏的路。

    他写了一本书，叫《谏苑》二十卷。

    当然，于志宁也不仅仅只是写写书，对于李承乾的错误，他也一样明确指正，以不负李世民托付之义。

    但李承乾孺子不堪教，也太不上道了。

    即使再加上一个大儒，也依然白费力气。

    当世大儒，魏晋南北朝经义集大成者孔颖达，写出了传世之作《五经正义》，一改版本繁多，经义错漏，歧义丛生的弊病，成为后世读书人的格式化范本。

    他是李承乾的右庶子，虽然尽力规谏，多所讽喻，也无济于事。

    李承乾依然我行我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李承乾所做所为，太子府中人看在眼中，很多人怕说多错多，惹怒李承乾，为了免祸，他们开始明哲保身。

    规谏既然不顶用，那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李承乾胡作非为。

    或者这也是一种免祸之道。

    这种理念的代表是令狐德棻。

    他是二十四史中《周书》的主修者，实际上，他参与二十四史中八史的编撰工作，是当世知名的大家。

    但他近距离看到李承乾的倒行逆施之后，身为太子右庶子，竟然无只言片语进谏。

    天道有轮回，自保虽然是一时之计，却非长久之策。

    在李承乾事败，太子之位被废，太子府人员，被秋后算帐时，于志宁被免于苛责，但令狐德棻等却被免职。

    可见天理公道，自在人心。

    但不处其境，不承其压，也无法苛责于人。

    因为李承乾不仅离经叛道，他还准备大逆不道。

    如果说李承乾以往所做所为，已经失去李世民的信任，也伤害了李世民作为一个父亲的心，但父子之情，家国之事，并没有绝对恶化，也不一定就被判了死刑。

    从当时情势来看，李承乾太子之位虽然岌岌可危，但李世民还想再救救他，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可以从李世民任命魏征为李承乾的太子太师就可以知道。

    当时，朝廷之上，已不仅是潜流暗涌，兄弟夺嫡之争，已经表面化了。

    李世民心中通透，知道事情一旦开始，可能又是家庭之内，血缘之亲的一场残酷杀戮。

    他自己就是通过军事政变登上皇帝之位，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腥风血雨，也背负上杀兄屠弟的千古骂名，如果自己的儿子们再来一次，那他李世民，将如何自处，千年青史，又将双何落笔？

    李世民心中感到极端的烦闷，他准备以实际行动来平息这场风波。

    他让魏征做太子太师，以显示自己支持太子李承乾的决心，李承乾或者不是一个有为的君王，但也许可以做个守成的皇帝。

    李世民不想再折腾了。

    他胸有成竹地对侍臣们说：“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征，我遣傅皇太子，以绝天下之望。”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傅。

    但当时魏征已老，精力日衰，他也知道李承乾并不得李世民之心，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就以身体有病推辞，但李世民需要打出魏征这面旗帜。

    他在诏书中，明确回复道：“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

    李承乾终是辜负了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他开始了一系列神之操作。

    显然，李承乾对于李世民指定的那一批太子府的学究，大儒们失望透顶，也知道他们终归不会完全和自己一条心。

    打仗，做大事，肯定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

    于是，他开始培养和使用另一系的人马。

    身为太子，培植自己的心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李承乾似乎真的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或者说他的政治智商为零。

    他想与魏王李泰争先机，夺权力，他本来居于堂堂正正的太子之位，可以不动以应万变，但他走了一条错路，也是一条邪路。

    那是一条无法回头，不能理解的路，也是一条死路。

    李承乾蓄养死士，准备用暗杀行动，或者直接采取政变方式，达到自己登上皇帝之位。

    但李世民天之骄子，他还没死，他还在朝堂之堂，李承乾黄口小儿，怎么可能是老奸巨滑的李世民的对手。

    事情的败露，要从一件更加荒唐，并且更加无法理喻的叛乱说起。

    很难想象，以李世民天纵之才，上下一心，国富民强，竟然还有人胆敢起兵叛乱。

    事实上，除了山野小民，愚夫愚妇，不知天高地厚的胡闹而称帝称王外，李世民一朝，确实有人真的起兵，举起了反旗。

    普天之下，谁都没这么大的胆子，那只能是姓李的起来造反。

    他就是李世民的第五个儿子，曾经的燕王李祐，时任齐州大都督。

    终唐一朝，旧齐之地，从没有消停过，总会时不时地整出些叛乱或者动荡出来。

    这次也不例外，李祐被他的舅舅坑惨了。

    他的舅舅阴弘智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处心积虑，似乎是全部为李佑考虑地说：“王（李祐）兄弟既多，即上（李世民）百年之后，须得武士自助。”

    于是，他开始引荐妻兄燕弘信辅佐李佑，他们开始招募武士，秘密训练，以备不时之需。

    李世民一朝，他本人虽然无法区分每一个外戚的忠奸好坏，但对于诸王诸儿的主要辅佐人才，比如长史，司马的人选，却极为严格，可以说都是正人君子，当世大才，百不失一。

    李祐的长史是薛大鼎，他虽然持身很正，也尽职尽责地劝谏李祐，但收效甚微。

    李祐依然放纵狂浪，宠溺小人，放鹰走马，无所不为。

    李世民眼光如烛，其心如铁，既然薛大鼎谦谦君子，无法履行辅佐之责，就换一个更强势，也声名在外的长史过去。

    李世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好心所为，无形之中却引发了一场灾难。

    新来的长史叫权万纪。

    他当时是吴王李恪的长史，和吴王两人惺惺相惜，一心向上，也一心向善。

    权万纪最大的特点是刚直不阿，并且在吴王李恪府上，能让其上下如一，政令肃然，治下颇为有方。

    这为权万纪赢得了朝野之间的声誉。

    况且，李世民向来就对权万纪知根知底，他曾经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把钢刀。

    李世民一心要做个古往今来，虚心纳谏的第一君王，事实上，他也因贞观进谏之风，而鼎立于历史上的皇帝之巅。

    但在这种君明臣贤，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环境之中，大臣们就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因而为了制衡大臣们，对于他们的敲打，也是必须的。

    权万纪，就是李世民用来平衡反制大臣的一把钢刀，尖刀，虽折不弯。

    他干的就是怼大臣，找碴子的脏活累活。

    权万纪铁了心，要做一只过河的卒子，他基本把当朝大臣都得罪完了。

    利益面前，最见人心。

    这引发了大臣们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