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刻终于来了.

    一山不容二虎，是时候亮剑了。

    武功全盛的李世民和盛世的大唐王朝，征伐高句丽是必然的国策。

    并且，李世民想要亲自挂帅出征。

    这似乎像极了当年的杨广。

    朝廷之中，依然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

    主和派的骨干是褚遂良，他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褚遂良上了一封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奏章。

    他提出了现实中最大的障碍。

    “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举远，皆愚臣之所甚忧也。”

    这句话直击李世民灵魂深处，唐朝君臣，从旧隋而来，杨广亲身犯险远征，杨玄感一介匹夫，在黎阳振臂一呼，隋室倾崩，殷鉴不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唐江山永固，当然远比亲身远征，名垂青史的诱惑要大。

    但李世民想要亲自挂帅，并不是征询朝臣的意见，他是宣布自己的决定。

    褚遂良的老成持重的谋国之言，打动了李世民，即使要亲征，但绝对不能让杨玄感反叛，后院起火之事，再度上演。

    李世绩就明智得多，他准确地捕捉到李世民的心意。

    他知道李世民虽然武功盖世，战无不胜，但帝国的东北角，还留有一个空缺。

    明智如李世民，即使在某个时刻有求名的心态，但更理性的原因是，他绝对不会将遗患给子孙后代。

    毕其功于自己一世，后世才可长治久安。

    现在开打，正是其时。

    大国开战，讲究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就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这次远征。

    李世绩站了出来，他开宗明义地说：“近者（薛）延陀犯边，陛下必欲追击，此时陛下取魏征之言，遂失机会，若如圣策，延陀无一人生还，可五十年疆场无事。”

    可见，和平是战争换来的，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宁。

    如果连战争的能力，勇气和准备都没有，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

    对于高丽的战略把握，李世绩的想法，显然更接近李世民。

    机会来了。

    贞观十七年，新罗再一次遣使告急，说百济与高丽联兵，已攻下新罗四十余城。

    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消息。

    因为，李世民早就做好和高句丽决战的构想，那就是在朝鲜半岛开辟第二战场，只有南北夹击，才可以让高句丽畏首畏尾，顾此失彼。

    虽然新罗坚持认唐朝为宗主国，又频繁求援，存心利用唐朝去抗衡高句丽和百济，但国与国之间，本来就是利益相交。

    互相有利，就可以结盟，利尽则散，甚至反目成仇，也是所在多有。

    现在情势，已到了必须出手的时候，但大军出发，却并非一朝一夕之间的事情。

    李世民早已决定必战，但现在他手上并没有更多的筹码，即使如此，李世民依然展现了大国的威风和尊严。

    他再次派遣相里玄奖进入平壤，在玺书中，李世民给予了高句丽最严厉和严正的警告。

    “新罗委质国家（唐朝），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但高丽人在隋朝杨广父子身上尝到了甜头，积累了自信，他们不相信李世民会再次大动干戈，如果只是小规模进攻，高句丽人根本就不当回事。

    但李世民来真的。

    贞观十八年，秋，七月，李世民正式准备出征高丽。

    延续了水陆两路，分进合击的策略。

    李世民分了两个阶段进行。

    李世民此次征伐，重点是避开了杨广行军和部署的雷区。

    有感于杨广三伐，虐用了山东民力，这次海路的造船任务，分派给了江南三州（位于江西），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

    在陆路上，他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契丹，靺鞨等族，先行骚扰辽东，以达到牵制和疲敌之目的。

    高句丽察觉到了唐朝的异常动向，他们派出一个特使，以进贡白金为名，进入长安，想探听唐朝的真实动机。

    说是特使，但其实也是最高级别的探子。

    大战将前，不可能让探子顺利而回，但国与国的交往，必须师出有名。

    这难不倒唐朝君臣。

    褚遂良上书说：“莫离支（盖苏文）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古者，计弑君之贼，不受其赂。”

    于是，李世民将高丽使者送至大理寺堪核。

    李世民同样非常重视战术上的布置，在亲征前，他召集了隋朝进讨高丽的元老郑元寿，详细问以大计。

    郑元寿知道无法阻止李世民亲征，他如实地说出了进攻高丽的困难：“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但李世民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李世民虽然一生从未遇过败战，那都是在本土做战，现在他亲自统兵远征域外，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

    世易时移，优劣之势，早就转换。

    李世民以前善打后勤战，也擅打持久战，他的狠和忍，那是他的长处和强项。

    有了强大的后勤，他也才能发挥出他的稳和准的特点。

    但现在这些曾经的战略优势，反倒变成了高句丽的优点，以此而言之，战斗还未开始，结局就已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重要的一点是，相比于隋朝，李世民对于高丽的了解，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而不了解对手，甚至轻视对手，都是致命的。

    直到唐朝和高丽打打停停，加上朝鲜半岛战火纷飞，高句丽内乱丛生，残酷相斗之后，唐朝才真正找到了攻击和灭亡高句丽的正确方式。

    但那已过去一二十年了。

    李世民考虑到在高句丽，确切点说是辽东地区，非常困难的行军条件，李世民准备速战速决。

    他心中早就有了决议，如果时候一到，不管胜负，都必须回马班师。

    李世民曾经指着自己身上穿的御袍，对太子李治说：“待见汝，乃易此袍耳。”

    这并非是李世民托大，而是辽东的气候和环境所限，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就会陷入极寒的天气，还有后继无粮的绝望境地。

    如果不能速胜，就必然会陷入无法避免的失败，这已成为当时进攻高句丽的共识。

    但这种思想，即使能取胜，也必然会很快丧失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这种战术上的胜利，并不足以带来全局的成功。

    李世民将要为他的第一次冒进和冒险付出代价。

    他对于高丽的韧性和防守的顽强度，以及高丽人上下一心，视死如归的勇气，缺乏感性的认识。

    李世民严重低估了高丽军队的数量和质量。

    李世民征伐高丽，整体和全局上是必然失败的，但当时李唐王朝正处于武功的顶峰，君是无敌之君，将是百战之将，士有必死之心，也必然可以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李世民最终铩羽而归。

    但他心中一直存有怀疑的儿子，晋王李治，以后的唐高宗，将站在李世民的肩膀上，替他的父亲，完成攻灭高句丽的伟业。

    但这一次，他却没有跟随李世民亲征，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出征，皇太子留守京城监国。

    但李治此次却并未留守长安，而是在河北定州监国。

    这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算无遗策。

    实际上，这也是李世民保障后方安全，一系列政策的组成部分。

    对于李世民亲征辽东，朝中大臣，多数人都持有反对意见。

    比如尉迟敬德就提出了疑问，“东西二京（长安和洛阳），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杨）玄感之变。”

    于是，李世民对此专门做了布置。

    长安城由房玄龄镇守，而以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但为了确保辽东一线的安全，河北属于核心之重，李世民将皇太子李治，安排到定州监国。

    这是一步意义深远的棋。

    当年杨玄感之乱，李密曾经认为上策就是长驱入蓟，直扼其喉，让杨广前有高丽，退无归路，大军必然自行崩溃。

    这种剜心一刀的战法，虽然险极，但兵行险着，才可出其不意，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李密能提出上策的前提条件，就是当时河北可指麾而下，杨广当时并没有在河北稳固他的后方。

    李世民是当世战神，自然知道轻重。

    若以出征时的局势而论，河北的根本在镇、定（二州）。

    定州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东阳（今北京一带）震慑。

    因而，李世民除了让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外，他对于李治的核心辅佐班底，也做了详细和意味深长的安排。

    通过对长安，洛阳和定州的把控，李世民的后方固若金汤，他可以全身心在辽东前线作战。

    而为了和李世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李治发明了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叫飞表奏事，这就是古代的快递，并且是皇家的超级快递。

    只是当日，多是用来传递紧急军情或是军国大事，但飞表可以奏事，也一样可以送物，后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飞表奏事的滥觞。

    同时，为了让李世民准确掌握国内的军情大事，李治再一次启用烽火台来传递信息。

    这也表明，当时李唐王朝除了需要应付东面的高句丽外，西边的烽火随时可能燃起。

    这也埋下了征伐高句丽的隐患。

    即使是强悍强盛强大的大唐王朝，也很难同时支撑东西双线作战，尤其是当西边出现了唐朝宿命中的强敌，吐蕃崛起扰边后，唐朝的战略形势，必然被迫改变。

    毕竟，西边的敌人对长安城有着致命的威胁。

    这种战略劣势，同时也被钢筋狡猾的高丽人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