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线是死的，人是活的。

    让一道防御体系失效的最好办法，就是绕过防御。

    李世绩的军队完美体现了这一点。

    唐军屯兵在怀远，这是他们前线的大本营，然后，李世绩做足了功课，他在当地伐木，造桥，调兵遣将，似乎准备强渡辽水。

    高句丽人信以为真，他们摩拳擦掌，准备趁着唐军半渡时，全力杀出。

    但他们很快傻眼了。

    李世绩暗渡陈仓，偷偷派兵北上通定镇，这是当年隋炀帝杨广渡河之地。

    辽水长流不息，浮桥依然如昔。

    高句丽人竟然没有派重兵守卫，这正中李世绩下怀。

    于是，李世绩挥军直渡辽水，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绕到了高句丽辽水防御线的后方。

    当辽东高句丽的山城看到大唐军队的旗帜，迎风飘扬时，他们惊惶失措，他们知道，他们赖以骄傲和依存的辽水防御体系，已经彻底崩盘。

    但高句丽人虽惊不乱，几百年来，他们经常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早就习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

    高句丽人开始坚壁清野，驱赶民众进入附近的山城。

    战斗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也是高句丽的第二层防线和主流作战方式。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山城防御作战体系。

    这是由辽水东岸大大小小的山城组成的各自为据，又可以互为援助的类似中原坞堡制的升级版。

    山城防御体系，也是高句丽在几百年的征战中，在实战中总结和发明的军政一体化，全民皆兵的战斗体系。

    山城也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战法。

    高句丽的山城，都是选在地势险要的平原和山岭交通要道，或是悬崖峭壁之上，是天然的战略要点，易守难攻。

    为了达到长期坚守的，不战而退敌的目的，山城之内，平时就有意识地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和战备物资，更重要的是，山城即使依靠绝地而修建，也有源源不绝的清洁的水源可供饮用。

    有水有粮有兵有器具，这种四有型山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生存发展。

    实际上，每座山城，除了临时的民众进入之外，正规的军队，也有几千人以上，这能够保证山城的防守和战斗力。

    整座山城，其实就是一个战时的军事堡垒。

    并且，与堡垒制相适应的是，高句丽人发明了坚壁清野战法，这对于进攻的一方，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那就是只要战火一起，高句丽人就会驱赶山城附近的民众，全部进入山城，并且，不会留下一颗粮食在山城外面。

    在守城时，能有与山城同存同亡的必死之心，这可以焕发出强烈而顽强的斗志。

    并且，足衣足食的山城守军，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发现战机，断敌粮道。

    这也是隋唐两朝，很难一举攻克高句丽的原因所在。

    隋唐的大军，如果陷入攻克具体的山城之战，就会陷入长久战，而失尽天地人三大利益。

    山城体系，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得的作战体系。

    它适合高句丽寒冷气候，多山环境，以及当时人口较少，可以据险而守，进行消耗战，拖延战的极高明的战法。

    这种战法已被历史多次证明，是一种有效有用有利的战法。

    只要进攻部队，在行军途中，遇上一二个难攻的山城，被拖在坚城之下，就会进入持久战，虚耗时日，进退不能的结果。

    那是不可承受之重。

    东北亚寒冷的天气，和进攻方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是任何朝代不可承受的噩梦。

    但山城必下。

    一是它们占据交通要道。

    二是进攻一方补给线太长，如果绕道，非常容易被切断粮道，大军作战，粮食为先，如果粮道被断，就必然面临全军覆没之局。

    况且，置坚城于不顾，如果在另外的山城之外，陷入僵局之时，也极容易面对里外夹攻，陷入腹背受敌的苦战之局。

    因而，山城体系，才是高句丽最大的本钱，在中原王朝没有掌握进攻的钥匙前，没有找到终极的战法前，高句丽始终可以有惊无险地侥幸涉险过关。

    山城体系作战的特点，注定了进攻一方，需要逐城攻克。

    但高句丽作为守城一方，却较有机动性，城与城之间，互为声援，即使一城已下，但却可以随时组织人马，再伺机反扑。

    这一点，就体现在盖牟城之战，也是唐军进入辽东半岛的第一次战斗之上。

    贞观十九年，四月初五。

    李道宗率领几千部队，率先到达另一个叫新城（今抚顺)的山城，但由于其城地势险绝，根本就不可能短时间攻下，唐军只是派了部分军队进行牵制，而将辽东第一战，在盖牟城打响。

    四月十五，李世绩大军包围盖牟城。

    这本身是一个小战役，但足以体现出高句丽人的顽强和坚韧，也能体现出大唐军队的风采，此战大体上能体现出双方的真实力量，或者也预测了战争的走向。

    四月二十六，仅仅过了十二天，唐军就攻克盖牟城，缴获了二万多人口，粮食十万余石。

    但唐军赢得并不轻松，在此战之中，左屯卫将军姜确，这是三品高官，属于核心层的高级将领，被流矢射中，不幸殒命。

    李世民痛失大将，为了激励士气，特地作了一首五言诗以特别纪念他，“未展六骑术，先亏一篑功。防身不足智，徇命有余忠。”

    出师未捷身先死，让此次进军蒙上了一层阴影。

    并且，到六月份，在随后的攻势中，唐军虽然连续攻下了辽东城，白岩城等山城，但唐军并不能完全掌控局势。

    唐军的地位和胜利成果，并不稳固。

    六月初三，在攻下盖牟城才一个多月，辽东战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李世民就做出了一个非常规的动作。

    以盖牟城为例，此地被李世民改名为盖州，以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正式版图。

    这种临阵改名，和一般在战后大局定时，再重新布局有所不同，这次盖牟城的改名，是在战时。

    这意味着李世民对盖牟城倾注了极大的希望，想让盖牟城成为辽东被攻下城市的标杆，以大国之风，大国之政瓦解高句丽辽东地区山城的战斗意志。

    但李世民显然失望了。

    新任盖牟城的守将，也是李唐王朝非常高规格的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就是韦挺。

    但他很难承受这种巨大的压力。

    这种焦虑，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唐军在附近山城的攻坚战，让人心惊胆战，时有起伏，攻城之声甚至声声入耳，让人心情焦虑，无法入眠。

    二是来自高句丽直接的军事压力。

    盖牟城虽然已入唐朝，但高句丽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多次组织正规或非正规的军队，来骚扰或袭击牟城的唐朝守军。

    这让韦挺日夜都生活于巨大压力之中，最终因为心生怨气，口出怨言，而被李世民贬谪为象州都督。

    韦挺本人身具大才，又出自关陇豪门韦氏，在仕途上早就飞黄腾达。

    但他隶属于隐太子李建成一系，当日杨文干谋反事件秋后算帐时，他和秦王李世民府上的王珪、杜淹一同被贬，而后者两人，在李世民一朝早就官至宰相之职。

    可见韦挺确实有几个刷子，也早就成为李唐王朝的核心重臣。

    事实上，李世民在此次征伐高句丽战役之中，对韦挺也托以重任。

    他任命韦挺全权主管粮食后勤的馈运事宜，下诏让河北诸州都受韦挺节度，让韦挺便宜行事。

    这是绝对的信任，也是绝对的荣耀。

    但韦挺出了些破绽。

    韦挺通过永济渠运粮时，并未事先勘察河段的情况，直接发船北上，但竟然碰到无法通航的河段，只能临时缷米下船。

    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复李世民说，准备来春再运米。

    李世民勃然大怒，他毫不客气地下诏斥责韦挺说：“朕欲十九春大举（征伐高句丽），今言二十年运漕，甚无谓也。”

    并且，李世民另外派出的特使，也将真实的情况向李世民说明。

    当李世民掌握到韦挺没有摸清情况，就贸然运粮，并且，还在幽州醉生梦死时，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命令李道裕代替韦挺之职。

    李世民下诏将韦挺械送至洛阳问罪。

    韦挺被依律削职为平民。

    但李世民显然对韦挺高看一眼，认为韦挺确实是可用之才，或者也不想让他留在后方成为不稳定因素，便特别准许他以白衣的身份随军出征。

    现在，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李世民将盖牟城交到韦挺手中，希望他能不坠李唐声威，为国效忠。

    但韦挺世代贵胄，历任职位，既清且贵，现在忽然挑上千斤重担，满身压力，无处诉说。

    韦挺终于爆发出来，他将心中的不满，写给了一个叫公孙善常的术士。

    也许是韦挺运气不好。

    公孙善常竟然因为另外的事情被拘于狱中，但他畏罪自杀，在他的书囊中，竟然发现了韦挺的怨望之信。

    韦挺在书信之中，大论特论盖牟城中，形势威殆万分，大有朝不保夕，并不看好李唐的前途之感，并且对于自己的失职和遭遇，也颇有不平之气。

    大敌当前，大局当前，李世民需要绝对付出和愿意牺牲的忠勇之士，首鼠两端，无法承重的韦挺，立即被李世民贬为象州刺史。

    但世间不止一个韦挺。

    辽东也不止一个盖牟城。

    高句丽人显示了他们能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屹立不倒，并且逐步成为东北亚霸主的可怕实力。

    顽强坚韧而又可怕的高句丽人。

    以盖牟城的情况可知，辽东前线的战况，并不美妙。

    双方呈现互有攻守，各有胜负之势，唐军的进度，也远低于李世民的预期。

    但李世民携大唐盛世的精锐军队，士气冲盈而来，也远不是高句丽小邦能正面抗衡。

    李世民在下面战场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开胃小菜吃过了，该大餐上场啦。

    唐朝与高句丽，第一次大战，辽东城之战，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