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知远真乃神人。

    他初见杨广之时，须发皆白，但转眼之间，他的头发，又全部变成为乌黑的色彩。

    这一招先声夺人，果然是得道之士，莫测其高深。

    如果说杨广刚开始只是遵照执行，杨坚的文化融合政策，只是去完成一项任务。

    那当他亲眼见到王知远小露一手之后，便心生敬畏，他这才知道，世外高人，确实不可轻侮。

    而玄之又玄的道家的道与术，也确实颇有门道。

    于是，杨广心悦诚服地执弟子之礼，让其主持江都城的玉清玄观。

    这也从政府层面强化了王知远江南第一道士的地位。

    这种神迹记载于正史之上，包括佛教刚开始在中原和江南传播时，其核心人物，都会留下很多口耳相传的神迹。

    唯有遥远而神秘的未知，才更有利于在民众层面形成震慑力，并强化其信仰。

    神迹或许是真实存在的，又或者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达到的。

    但这种神迹对于任何一个以信仰为主的集团来说，都是必要的。

    晋王杨广非常顺利地和江南的道教集团打成一片，加上其从小所受儒家的教导，他本人又是当世一流的文士，他从最根本之处，从最真实的一面，和江南的士人和文化相融相汇。

    杨广远自江北而来，他对江南的传统文化的接受，由被动到主动，再到自觉自发，一路走来，他真正成了半个江人人士。

    接受一个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受其语言和文字，当年东晋宰相王导，就可以操着一口流利而熟练的江南吴语。

    杨广不遑多让，他的正妃是江南萧梁的皇族，他久镇江南，为了融入江南的士人圈子，他也很快以一口软侬香甜的吴语，混迹于江南士林。

    这为杨广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号召力。

    但对于佛教的招抚，杨广走过了一段崎岖的路。

    佛教在江南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影响，并且得到政府的明令支持。

    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于同泰寺为寺奴，然后由大臣出钱亿万将其赎回。

    陈后主也曾东施效颦，隐然遵奉佛教为国教。

    有了皇帝的神光加持，佛教已隐然成了和皇权对并肩的，第二极的力量。

    虽然还远远达不到****，控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政治，经济，但在江南的朝野之中，却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汉化和本土化的佛教在江南已成为文化基因，渗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了。

    相对于北周武帝的灭佛，佛教在江南由政府从上至下的推崇，已达到其影响力的巅峰。

    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万物自然之理。

    江南佛教迎来了一次极大的危机。

    隋朝第一次平陈，对其京城建康作了摧毁式的破坏，杨坚将建康的建筑物全部毁坏推倒，重新让其恢复耕地状态。

    建康城的佛教久佛教寺院，同样面临了灭顶之灾，一时之间，金陵土崩，师徒云散。

    这对于将佛教经济和寺院集中于建康的江南佛教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即使是江南佛教首领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也只能远避建康这个是非之地，而策杖荆湘，划迹云峰。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杨坚的江南政策过于简单粗暴，直接弱化或夺取了江南豪族的传统利益，

    江南很快叛乱重生，战火重起。

    虽然这些蜂起的割据和叛乱，很快被杨素平息，但这次全面的叛乱，直接改变了隋朝对江南的治理政策。

    那就是由简单粗暴的管控，走向文化共融，和谐发展。

    而佛教作为第二极的力量，是必然要被纳入共融的文化圈子的。

    杨广就是这个实际的操控者。

    天台宗智者大师作为江南佛教领袖，天然地处于杨广必须要笼络和安抚的对象。

    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三个字：自主性。

    杨广想将智者大师延入江都四道场的慧日道场，这样佛教就是政府羽翼之下，直接管控下的一种皇家流派，核心是佛教屈从于皇权，是赤裸裸为皇权服务的宗教流派。

    佛教可以发展，甚至可以野蛮生长，但是，他不能成为和世俗政权相平等的力量。

    这个理念，是杨坚以及隋朝的国策，也是历代中国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和底线。

    智者大师的想法显然不同。

    他处于佛教最好的年代，甚至于形成了一种可以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错觉。

    既然连当朝皇帝都要到寺庙施舍自身，如果不是隋军的渡江南来，说不定佛教在江南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天台宗的开派祖师，智者大师的眼光穿越过往的历史，他甚至能看到往后千年，佛教的如日中天。

    也许他希望开创一个****的政体，或者，他至少想保持佛教独立发展的地位，让佛教成为独立于皇权之外，有系统修行、法规和法门的人世间最重要的教派。

    所以，他不能也不想成为杨广笼中的金丝鸟。

    这就是历史上“三请四愿”的原因。

    杨广需要延请智者大师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场，他表现了虔诚的热情和执着，除了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熏陶，深知其对于民众的教化和指引以外，这也是他江南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

    但是，他延请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在政府的羽翼之下，让佛教明白无误地服务于当时政体。

    杨广先颁发了一道宣言，认为现时佛教在江南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他自己愿意为佛教提供保持和支持。

    他在文书中写道：“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杨广说了一通佛教徒们现时面临的艰难困境，但他将这种恶劣的局面，全部推到江南复叛的叛乱分子身上，却忽略了这都是隋朝政府，第一次和第二次平陈的直接后果。

    杨广有意恢复佛教在江南的繁华，但智者大师却深切地知道，那已是明日黄花。

    智者大师是僧人，但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陈国君臣给他的书和诏敕，就多达四十多件。

    他在陈国，处于国师之位，陈宣帝认为他是“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

    陈宣帝甚至将始丰县租调充作其僧人团的经费，这隐然是一个小王国的趋势。

    也许在那一刻，智者大师在心中发愿，要让他的天台宗成为天下第一等的教派，成为可以和皇权相对等和抗衡的力量。

    智者大师一直坚持他的初心，但他本人并没有成功做到这点，但在他死后，他的门人发扬光大，完成了他的心愿。

    他的天台宗甚至在海外，比如海上岛国，日本开枝散叶，天台山国清寺，也成为其祖庭。

    但在当时，杨广的延揽他主持江都慧日道场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杨广不止一次地执弟子之礼，连续在589年以后的三年，分别写信问安，并邀请其出山。

    智者大师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在江南当朝执政的最高军政首脑，佛教也不具备真正直面对抗皇权的力量。

    智者大师非常清醒，他亲眼见到了建康庙宇的轰然倒塌，也知道杨广在江都建立佛教二个道场的实际含义。

    一入江都深似海，从此天台成绝响。

    智者大师根本无意淌杨广这趟浑水。

    他礼节性地推辞了三次，分别用了三种理由去婉拒杨广的邀约。

    他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最终推举自己的同学，让他代替自己赴江都主持。

    但这都不过是隔靴搔痒，杨广求才之心益坚，他要的是江南佛教首领的政治态度，他要的只是智者大师。

    杨广的意志无法拒绝，智者大师即使本意不想来，也必需要来。

    因为在智者大师这种级别的位置上，已不再代表他本人，他身后，是江南的佛教，是无数个利益团体和个人。

    智者大师需要妥协。

    绝对的权力之下，智者大师无法再加推辞，他遵循了世俗之中，事不过三的潜规则，答应赶赴江都，面见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