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有心无力,或是说是无心无力,去应对高句丽在东北的扩展。
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的汉人王朝事实上已经丢失了,对偏远的东北地区的控制权。
继之而起的王朝,要不是立国日短,就是内忧外患,处于求生存的阶段,根本没有力量去考虑和应对,远在东北的高句丽的发展。
东北部,成为化外之地。
于是,高句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空间。
它们终于慢慢发展成一个区域性的霸主。
但中原大地,南北统一,形成一个集权的大国之后,就势必将眼光投向帝国的北方和东北方向。
隋朝和高句丽,这对宿仇,终于要见面了。
高句丽的传统战略,主动而简单。
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原王朝,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
在对待中原王朝的策略上,和隋朝对付突厥的八字方针,“离强合弱,远交近攻。”不谋而合。
高句丽的进攻,不是直接针对中原王朝的心腹之地,而是更倾向于在辽东地区的拓展,但其离强合弱,却真正掺和进了中原王朝的上层政治斗争。
高句丽的手,伸得很长。
他们就是要搅浑这一滩水。
北周北齐对立之际,高句丽就联合更偏远的北周,以对抗相邻的北齐。
当年隋朝跃马长江,平定江南之役,高句丽的使者就多次出使江南的陈国,向陈后主献谋划策,以对抗隋朝。
可惜所托非人,陈国实在是王气消尽,再无起死回生的可能。
但即使这样,高句丽依然为了对抗隋朝做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这体现出他们顽强的斗志和战意。
在平陈之役之中,就曾出现了一支特别的外国雇佣军,那是由在陈国的高句丽等外族人组成。
可见,高句丽不仅在政府层面支持陈国对抗隋朝,同时,在民间亦具备对抗隋朝的认识和意志力。
这种民族性格,在未来朝鲜半岛上进行的攻伐和消灭战中,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
当看到隋朝仅仅以二支偏师,就摧枯拉朽地消灭了陈国之后。
高句丽王室,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们惊慌失望之下,知道他们一直担心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即将出现。
时势所然,隋朝和高句丽,必有一战。
但是,高句丽虽然惊慌,却绝不放弃。
他们没有选择,全国上下,同心同德,积极备战。
二国之间的战略认知,完全不对等。
高句丽既熟悉自己,更了解隋朝,他们已经磨刀霍霍,等待隋朝的到来。
但隋朝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却相当肤浅。
整个隋朝,并没有一个熟悉高句丽事物的人才,更没有一个具备征服高句丽,所必需的具备战略眼光的专家。
高句丽以有备对无备,还没有开战,就已经赢了一大半。
当年,陈国被灭之后,高句丽王高汤,以一种天然的警觉性和忧患感,就判断当隋朝腾出手来,高句丽必然首当其冲。
于是,他很早就开始备战。
他在国内治兵积谷,积蓄战争物资。
他甚至仿效中原,大修长城,或者叫长墙。
当然,高句丽的长城规模和制度,远比隋朝的要小,这堵长墙沿辽水修建,是种防御型的长墙,当然是防备中原王朝的入侵。
虽然他们也知道并不会顶用,但足以可见高句丽上下一心的战争意志。
想要不战而得高句丽,绝对不会出现。
他们的准备很充足。
高句丽在辽东的防御,除了沿辽河的长城外,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全民皆兵,一切以战时为中心的军民合一体制。
他们以城市为据点,将城市周边能辐射到的居民,纳入自己的攻防体系,闲时务农,战时全部驱赶进城,全民皆兵。
这种兵农一体的体制,是一种先进的战时管理体制,会迸发出极大的战斗力。
但隋朝对于辽东的了解,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可谓一无所知,他们还停留在自诩大国上国宗主国的地位。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将让隋唐二朝,四任君主,吃尽苦头。
这可以从杨坚给高句丽王高汤的一封文书中明显透露出来。
当隋朝探知高句丽在备战的消息之后,杨坚下了道诏书,谴责高句丽王高汤,认为他虽称藩附,未尽臣节。
在诏书中,杨坚长篇大论,居高临下地对高句丽王汤说道:“彼这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
这就是隋朝君臣对于高句丽实力和地位的真实认识。
这种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他们延续了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册封制度,传统上,高句丽王一直都由中原王朝册封,才是法理上认可的道统。
在心理上,隋朝一直以高句丽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其臣民也属于自己的藩附。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面的高句丽,已是一个高度文明化和战争化的国家,或者说是一驾战争机器。
杨坚对于高句丽备战的小动作,做出了恐吓。
他在诏书中明确写道:“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杨坚对于高句丽发出了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事实证明,这并不只是口头的威胁。
整个隋朝,虽然并没有一个高句丽问题专家,但当时隋朝生气勃勃,如日中天,对待周边小国的政策,上策以德服人,如有不服,就直接暴力征伐。
不服就开干。
这种行为,是由隋朝大国的超然地位和强大实力所决定,势所必为,理所必然。
高句丽王高汤接到杨坚的诏书之后,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日夜忧惧成疾,不久就一命呜呼。
继位的高句丽王高元,虽然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却尽量拖延发生的时间,已利于高句丽的备战。
在册封高句丽新王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按照传统,中原王朝需要册封高句丽的继任者为王,但杨坚为了敲打一下高句丽新的继任者,只封其为辽东公,只是将其看成隋朝一个普通的臣子而已。
这是一种蔑视,高句丽王高元并不想做儿皇帝。
高句丽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事实上的区域性大国,当然已不可能满足于“公”的封号。
于是,他上表请求封王。
双方明里暗里,你来我往,二国之间激烈的交锋和请求,已经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但杨坚最终同意,封其为高句丽王。
但高句丽并不满足,或者他们认为,在东北亚,他们才是真正的话事人。
在新王登基的第二年二月,高句丽就主动出击,率领万余靺鞨的军队,攻击了隋朝的辽西。
这是高句丽王朝主战派的一种态度或者是试探,他们并没有长期占据隋朝的城镇,而是一击即走。
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高句丽作为区域霸主的力量和既成事实。
他们本身的军事力量,和能随意征召来少数民族军队的能力,是一种示威,他们想让隋朝在事实上承认,高句丽区域大国的地位。
大体而言,这种战略很高明。
如果碰上中原王朝内乱,或是面临更强大外寇的威胁时,中原王朝将不会冒险去选择二线作战。
辽东的骚扰,就可以被默许。
但他们碰上了杨坚,碰上了如日中天的隋朝,这是敢于正面硬刚突厥,将东突厥直接干趴的隋朝。
杨坚的态度很简单:不服就干。
他的诏书并非只是纯粹的恐吓,如果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教训这个不听话而惹事生非的小弟。
高句丽的强硬态度,逼迫杨坚展示出他冷酷的一面。
杨坚立即决定,对高句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征伐战争。
战争的目的是征服。
这场战争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高颎为长史,依照平定江南的惯例,军队实际的指挥权归于高颎。
这并不只是恐吓性的征战。
杨坚来真的,这次战争,他动员了三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