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态，从杨广的一份敕令中，可以明显表露出来。

    杨广曾令牛弘向高句丽使者宣读自己的敕令，“（杨广）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句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启民（可汗）。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可汗）巡行彼土。”

    杨广在这份敕令中，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只是想让高句丽王来朝见自己，仅止于让其俯首称臣而已。

    但杨广确实准备也软硬两手，如果高句丽王服软，自然一切皆休，但如果高句丽王不知好歹，杨广将展示他天子的雷霆之怒。

    杨广原来的计划，是想让启民可汗的突厥军队成为征伐的主体。

    杨广想重新续写韦云起以夷制夷的辉煌。

    但他却忽略了，此一时，彼一时也。

    启民可汗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逝世了。

    这个约定出兵的行动，自然也随着启民可汗的逝去，暂时泡汤了。

    然后，高句丽也远远不是区区的契丹可以比拟，在战场之上，任何轻视对手的行为，都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高句丽王本就一心想着和隋朝分庭抗礼，决定以此为契机，他根本不理睬杨广的征召，并且在礼数上，也颇有缺失。

    杨广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他的骄傲和尊严，绝不会允许自己置高句丽的蔑视于不顾。

    士人一诺，犹比金坚，何况自己贵为天子，乃万民之父，天下之主。

    天子无戏言，更不可能出尔反尔。

    现在时势已然，赶鸭子上架，征伐高句丽，已经成了杨广必须兑现的一个诺言。

    杨广展示了隋朝让人惊心的战争动员能力。

    为了运送兵员和粮食，他专门修建了永济渠，直通涿郡。

    这次工程，他征发了河北百余万军民，疯狂修河，为了加快工期，当男丁不够时，杨广再一次征发了妇人参加服役。

    服役本是男性的专利，杨广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显示他对民力的使用，已达极限。

    人民再也不堪其重。

    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将陷入不复的境地。

    杨广坐在火山之山，犹未知觉。

    在这当口，杨广还不知死活，想大规模营建汾阳宫。

    这是一座行宫，但杨广嫌其制度狭小，想增大它的规模。

    杨广让御史大夫张衡设计图纸，并主持扩建。

    张衡是当年废立太子杨勇的核心和元老重臣，也是仁寿宫事变中，加速杨坚死亡的关键人物。

    他看到杨广过于虐用民力，已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但杨广身边，经过他残酷而干脆地清洗，已经再无忠贞之士进言。

    张衡亲自扶着杨广上马，也想成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美名。

    天下安危，张衡总是以为己任，他见到局势大坏，心存恻瘾，作为和杨广一起成长的元老，他当然知道向杨广进谏忠言，是一种半自杀的行为。

    但张衡还是心存杨广，心忧天下，他不顾自身利益，摸着自己的心，想为杨广再献一次忠心，进一次忠言。

    他对杨广说：“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折损。”

    杨广一生，只喜欢听取正面的，喜乐的，和令人高兴的言辞，对于忠言进谏，他似乎天生有种抗拒和逆反的心理，即使是他最亲近的人，也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不适。

    张衡自以为进谏的力度，能被杨广所接受，可是，他因言致祸，杨广竟然因为这句话对张衡心生怨言。

    他曾愤愤不平地对侍臣说：“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

    嫌隙既生，就如同一根骨刺，留在身上，让人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杨广身边，张衡是呆不下去了。

    于是，杨广将他调离京城的权力中心，派他前往榆林担任太守，但张衡虽然远离了权力中枢，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得失之意，他在榆林任上，依然心宽体胖。

    这种无忧无虑，不把杨广放在眼里的态度，在下一次君臣见面之际，刺痛了杨广。

    他认为张衡依仗齐天之功，并不悔过。

    他本来有让张衡重回身边之意，但经此一见，大失所望之后，又将张衡赶回榆林。

    杨广一生，似乎过于重性任情，任意妄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或者因为其才华横溢，自视天下第一，为事行政，都无法度规矩，但无规矩终不成方圆。

    他将付出不承受的代价，正如后人所言，“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

    张衡虽回榆林，后来杨广始终对于他的拥戴之功，心存感激，还是将他调往法都，任宫监，这显然是重加权力层的一道跳板。

    但张衡的命运却无可奈何地滑向深渊，他没有吸取教训，也未能守住自己的嘴，终于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杨玄感举报了张衡的一句怨望之言，“薛道衡真是枉死。”

    这句话惹恼了杨广，因为薛道衡是真的枉死，但赐死薛道衡的人，就是他杨广。

    杨广将这句话怨言，视为张衡和自己离心离德的罪证，他为了堵住天下之人评说薛道衡的悠悠之嘴，决定对张衡用重刑。

    薛道衡一案确实是一个冤案。

    他是杨坚一朝的文宗和重臣，文采风流，久典机密。

    在文帝杨坚的晚年，为了分散杨素的权力，杨坚将与杨素关系密切的薛道衡调任外职，担任检校襄州总管。

    薛道衡一来久在中枢，尽心尽职，一朝远离，难免心中感慨世事无常，再加上心中始终有委屈之意。

    自己人已暮年，行将就木，竟然被迫远离，真是于情于理于心何忍。

    于是，他在杨坚面前真情流露，不胜悲恋，哽咽不能成语。

    杨坚也对这个老伙伴表现出了难得的温情。

    杨坚知道，并非是薛道衡不能胜任中枢的工作，而是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只能暂时抛弃这个伙伴，必须让他远离自己。

    杨坚怆然改容，心中难免有些悲痛说：“尔光阴岁晚，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挂个职），兼抚萌俗。尔今之去，朕如断一臂。”

    可见君臣相知，大有惺惺相惜之意。

    薛道衡既是文人，又念旧情，虽然被贬，但却并不怀恨在心，反而对于杨坚更是念念难忘。

    于是，当杨广当政，召他回京之时，他就献上了一篇自己构思许久的长文，《高祖文皇帝颂》，以纪念杨坚的雄才伟略，以及知遇之情。

    这篇雄文上的不是时候。

    这触了杨广的逆鳞，也间接葬送了薛道衡的性命。

    因为杨广得位不正，杨坚之死，民间沸沸扬扬，杨广始终无法自证清白。

    杨广对于杨坚心存复杂的心理，当年在东都洛阳修建天子七庙，准备将太祖，高祖，文帝各立一殿，其余诸帝，分室而祭时。

    杨广就曾经对秘书监柳说道：“后世子孙处朕何所？”

    言下之意是自己也要和杨坚并立，单独立殿享受祭祀。

    并且，在仁寿宫事变之后，对于公开场合的宣扬前朝美德，杨广难免心虚，心存芥蒂，他认为这是影射自己弑父屠兄。

    而现在，薛道衡竟然以天下文宗的身份，公开歌颂杨坚的丰功伟绩。

    以薛道衡的观点而言，也许这是一篇普通的歌功颂德的文章，颂扬其父，自然也是肯定本朝，及支持他儿子杨广的皇权和道统。

    更可能的情况是，薛道衡作为当世文坛大家，他知道杨广本人也是诗酒风流，薛道衡可能想借献上这一篇颂章，想让杨广重其名，惜其才，而再次重用他。

    他打了一手如意算盘，但文无第一，写得再好，也只会招来更大的忌妒。

    杨广虽然自诩天下第一，但内心深处，却实实在在有些忌妒薛道衡的文才。

    况且，杨广贵为皇帝，需要更多地从政治方面考量这件事情的影响。

    于杨广而言，他似乎从这篇文章之中，嗅出了言外之意。

    杨广的逻辑是，颂扬前朝，那自然就是贬低本朝，并且隐隐有讥讽自己之意。

    这并非纯粹是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