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好情势之下，隋朝全军撤退了。

    辽东城守军，本来已被隋军的攻势吓破了胆子，抱有玉石俱焚之念，已存必死之志。

    但城下的隋军虽然撤走，他们的军资、器械、攻具却堆积如山，营垒、帐幕、也完好不动。

    这极为反常，也完全不符合常理。

    当隋军撤退之际，城墙之上的高句丽守军，就已经察觉到，但他们处于绝对的下风，本来都准备以身殉国了。

    高句丽认为隋军可能是诱敌出山，他们只敢在城内鼓噪，甚至不敢派出一个探子，出城去侦察隋军的真实情况。

    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高句丽看到城外已经完全人去房空，才敢派出小股军队，了解情况。

    但也只敢远远地追蹑于后，不敢过份紧逼。

    直到二天之后，当他们确定隋军是真正撤军之时，才敢派出几千名战士，尾随追击。

    此次辽东城之役，高句丽军队彻底被隋朝的强盛吓破了胆，虽然名为追击，依然是远远隔着八九十里，怕中了隋朝的圈套，不敢进逼。

    直到高句丽确定杨广的御营已经完全渡过辽河之后，才正式确定隋军是正式完全的退军，才敢派出主力，进击隋朝的后军。

    当时，隋军还有几万人未渡过辽水，杨广给高句丽的追击部队，留下几千羸弱的殿后部队做诱饵，以掩护主力渡过辽水。

    杨广此次再伐高句丽，辽东一城，本已唾手可得，但功败垂成，又仓皇撤军。

    杨广君臣的担忧终成现实。

    他的后院起火了。

    这把火烧得非常大，在前线的每个人，上至皇帝，下至士卒，都无法独善其身。

    因为，杨玄感造反了，在中原大地，在隋朝的核心区域洛阳附近起兵造反。

    这件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

    杨玄感并不是普通的草寇，他是根正苗红的弘农杨氏的中坚，是杨素的儿子，杨素虽然已死，但杨广一朝文武大臣，基本上和杨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身份，也是一种巨大的网络和力量。

    最重要的是，前线的将领，他们在后方的子侄，成了杨玄感天然的人质，或者成为他的盟友。

    杨玄感的造反，等于将这个帝国彻底割裂，完全可能动摇隋朝的根基。

    杨广大感忧惧。

    当他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时，他立即召见了老臣苏威，苏威是经历杨坚和杨广二朝的核心元老，也是在政治上可以抗衡杨素的大臣。

    杨广直接了当地询问苏威：“此儿（杨玄感）聪明，得无为患？”

    苏威老成持重，倒并不太惊慌，他冷静地说道：“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杨）玄感粗疏，必无所虑。”

    苏威虽然并不担心杨玄感能成事，但他久历政坛，眼光长远，他说出了自已真正的担忧，“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

    和苏威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庾质。

    虽然辽东前线所有将领的妻子儿女都在后方，并且，杨氏一族素有威名，但庾质却在回答杨广的问话中，非常肯定地说：“（杨）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困，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

    苏威的担心并不多余，他并不是随口做的预言和判断，而是对于目前局势的深刻担忧，因为，除了杨玄感叛乱之外，现在大隋的天下，已是处处烽火，火烧眉毛了。

    中原大地，已经乱成一锅粥。

    山东，河南洪水肆虐，民众本来就已经困苦疲弊，雪上加霜的是杨广二征高句丽，过于贪大求全，虐用民力。

    在给水军造船时，山东之地的民众，夜以继日，长时间一直裸身站立于水中劳作，甚至全身生蛆都不得休息。

    这导致了一个结果，中原大地之民，做顺民，了无希望，举起反旗，却可能还有一丝生存的机会。

    官逼民反，只有造反，才是一条正途。

    形势确实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

    以杨广征发六十万鹿车夫运米为例，二个人共推一辆小车，运米三石，但道途险远，运送的粮食，甚至都不足以供给车夫一路之上的干粮。

    结果可想而知，达到地头，无公粮可交，只剩下死路一条。

    横竖都是死，这些鹿车夫，只能逃跑亡命，这是一批数量巨大的流民。

    流民和无产者，从来都是造反的主力。

    同时，为了供应前线的需求，地方官吏变得更加贪残，因缘侵渔，于是，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

    这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本地的良民和外来流民相结合，就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一时之间，叛乱之火，轰然而起。

    首举义旗的是长白山的王薄。

    这个长白山不是在遥远的辽东，白山黑水之长白山，而是山东境内的山名。

    王薄自称知世郎，按照靠山吃山的原理，他专门剽掠山东的齐郡、济北郡之郊。

    王薄大概也读过几年书，他针对时势，做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以激励时人。

    歌词内容是：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横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显然是讲，上山为寇，犹可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即使官军来了，也可奋力一搏，总胜过于在辽东路上，无谓死亡。

    这种平易入心的口号，迅速传遍山东大地，王薄快速聚拢了在讨伐高句丽路上，没有回头路的流民。

    王薄虽然扛起反隋的大旗，他也一直扛到了最后，但和所有的农民起义相类似，他虽然是最先，却并不是最厉害，最富传奇的那几位特殊的存在。

    在隋朝之末，起义反叛之军，可谓多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有名姓者，就有一百多起，实在蔚为大观。

    但真正具备争夺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的起义军领袖，却只不过三四人而已。

    自古以来，农民造反，鲜有成功者，真正能动摇其根基的，只能从其内部产生。

    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堡垒易从内部被攻破。

    何况现在隋朝虽然千疮百孔，但其中央权力却坚硬如铁，核心的军事力量，更是牢牢掌握在杨广手中。

    农民造反，并没有多少机会，但杨玄感不同。

    杨玄感熟知帝国政体和政治的运作，并且，他在隋朝的原官僚体系中，具备广泛的和深厚的基础，当杨广失德之际，他登高一呼，天然就是官僚体系新的代表。

    谁做皇帝，对于已经根深蒂固的关陇集团而言，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新的皇帝需要能保证他们切身的利益。

    而杨广这个独夫，却似乎在一个人的道路上，越奔越远。

    杨玄感代表的不仅仅是一股叛乱势力，他代表了朝廷之中对于改朝换代，寻找新的代理人的诉求。

    这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潮流，破坏力远远大于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

    可以说，自从杨玄感举起了反旗，隋朝的统治根基就已经动摇，只要出现一个真正强势的力量，隋朝必然摇摇欲坠。

    这也是苏威的判断和预言，“（杨)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浸成乱阶耳。”

    事实证明，杨玄感的反叛，来势汹汹，隋朝差点在他的冲击下龙脉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