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日中天的李密已成为河南，甚至隐隐是整个天下的霸主。

    李密和王世充是彼此一生的苦手。

    他们小战百余次，大战五次，李密对王世充基本呈现了辗压的态势。

    但王世充败而不死，这也足以证明李密虽然一世枭雄，但却并非是真正的天选之子。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王世充在第五次战役中，抓住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一举击败李密。

    和李渊相比，李密始终是那命差一线的人。

    李密一败之后，不思再起，竟然以中原盟主的身份，西归关中李渊。

    如果李密有项羽不肯过江东的绝决，也许他还能与天相斗，胜天半子，但他却以天纵之才，自陷泥淖，终于沦为尘埃。

    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会想起当年自己对杨玄感的评价，“楚公好反，而不欲胜。”。

    而回想自己，中途退出，自毁一世声名，何曾又有半点不同？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但在最后一刻，他心中一定会涌出一句话，不想当皇帝的造反，不是好造反。

    但在河南，在中原，在洛阳附近，当他和王世充龙争虎斗时，李密信心满满，他享受战场上带给他的成就，也享受胜利的刺激。

    他将给刚刚北上的王世充一个下马威。

    事实上，在王世充到来之前，李密已经在东都洛阳附近，和隋朝进行了几次惨烈的攻防战，双方核心争夺的焦点，是洛阳周围的几个大粮仓。

    在乱世，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可以立即聚焦百万雄兵。

    因而，隋朝创建了义仓制度，积谷防饥，当然也防战乱，而终杨坚杨广二朝，绝大部分时其，国内政局平衡，人民得以安生，短短二十多年，就积累了令人惊叹的财富。

    以东都洛阳为例，附近几大粮仓的储积，即使到唐朝建立十几年之后，唐朝君臣还念念不忘地赞叹神往，认为隋朝的粮仓存米，有些竟然还有可以支用几十年。

    在战争年代，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李密投靠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时，就曾经以二个高瞻远瞩的建议，成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一是招降周围小股义军，二是夺取隋朝的粮仓。

    李密的策略切中时要，一是抢人，壮大队伍，二是抢粮，可以打持久战。

    这二个方面，让瓦岗军脱胎换骨，成为中原群雄的龙头。

    得陇望蜀，壮大之后的李密，要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就没有第二个选择，他必须拿下东都洛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

    于是，才会发生李密三攻洛阳，四据回洛仓，五战王世充的精彩故事。

    李密虽然想占据洛阳这个居天下之中的东都，但他却似乎没有掌握拿下洛阳的钥匙，屡屡在洛阳城下铩羽而归。

    但他也不是全无收获。

    在他的扫荡之下，李密收获了除洛阳城以外，几乎所有河南的土地和人口，中原各地的义军，在他声势涨天之际，都表示愿意以他为龙头，在他的领导下，合纵连横。

    中原的霸主之位，李密完全居之无愧。

    在乘虚而入，出其不意进攻洛口仓，一战而下之后，东都洛阳也发现，李密这支军队似乎与另外那些烧杀抢掠的反抗军有所不同。

    他们似乎在用正规军作战的方式，来对付政府的军队。

    这令他们不安，而刘长恭讨伐李密全军覆没，更加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至少裴仁基就有这种判断，他觉得李密是那个真正正确的人，他倒戈投向李密。

    裴仁基走投无路，是不得不为。

    他当时是隋朝大将，驻守虎牢，这是洛阳往东，最优越的战略要地之一，能成为虎牢守将，都是智勇兼备的雄才。

    但裴仁基现在驻扎在百花谷，他非常惶恐。

    他要出大事了。

    一是他本来应该和刘长恭一起夹攻李密，但他失期未至，这直接导致刘长恭被李密击破，罪责重大。

    这重要的是，他和监军御史萧怀静互相对不上眼，已成势若水火之势。

    起因是裴仁基的无私，他每次将攻战所得的财富，全部奖赏给士卒。

    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主流的做法，因为，带兵打仗，做官领导，上下都要打点，需要有相当的花费，这需要额外的横财式的收入。

    现在，裴仁基将所在收获，全部赏给士兵，那留给萧怀静的就非常少。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将直接影响他的前程。

    于是，他制止了裴仁基的这种分赏行为，毫无疑问，这引发了士兵的怨气。

    萧怀静为了压制裴仁基，他利用职务之便，频频上书，揭露裴仁基各种家长里短的罪证。

    新仇旧怨一起算，裴仁基找不到路，也看不到希望，他心中惶惑，无法开解。

    李密真是大才，他非常精准地地把握住了裴仁基进退维谷的心态。

    二军相战，攻心为上。

    李密准备招降裴仁基，他派出使者，带上重赂，并且许以高官厚禄。

    继续呆在隋朝，始终难以免祸，跟随如日中天的李密造反，这似乎是一条明路。

    于是，裴仁基斩杀萧怀静，纳个投名状，然后举军投降李密。

    得此大将，如虎添翼，

    李密将裴仁基和他万人敌的儿子裴行俨都封为上柱国。

    他虽然在打败刘长恭一战成名，而被称为魏公，也单独建立了蒲山公营，但他也面临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

    他并不是瓦岗军中的元老，只是一个中途加入者，创始人和深得人心的翟让一直在军中。

    并且现在这支队伍的核心和主力，都还是瓦岗军成为台柱子，这种力量，肉眼可见。

    瓦岗军元老们对李密的态度，一样也和对待翟让时，有所不同。

    李密加入瓦岗军时日较短，如果是平时，他可以慢慢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亲信。

    但是，他没有时间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李密忙于求生存，同时也必须尽一切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

    哪怕这种力量，偷或抢，或别的手段得来。

    在瓦岗军中，论声望，李密居首，但若论真正的影响力，翟让是不可置疑的龙头老大。

    即使李密可以招降了无数个裴仁基，即使河南和天下的群雄，再怎么推崇李密，如果只在瓦岗军中而言，李密始终只是个外来者。

    原住民，永远和外来者，有深深的隔阂。

    这种双头领导体制，将帅名不正言不顺的困局，如果能得到适当的疏导，或者可以延缓矛盾的发生，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上，所有的仁慈将会被视为幼稚可笑。

    谁够狠，谁才能活得下去。

    李密决定成为更狠的那一个。

    因为，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瓦岗军内斗的时间，已经无限逼近了。

    谁先挑起内斗，已没有意义，双方都有内在的驱动力，去抢夺老大的位置。

    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只可能有一个老大，即使在某个时期，双雄并立，时间一到，必然是一方退出，或直接消亡。

    单头领导是事所必需的。

    这是人心，也是人性。

    李密得到了一个消息，他安插在翟让府中的探子回报说，司马王儒信劝翟让自立为大冢宰，以便抢夺李密的权力。

    翟弘，翟让的亲兄弟更进一步地劝说翟让：”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

    这是赤裸裸的火拼宣言，但翟让仅仅是大笑而已，既不处罚翟弘，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或者，翟让始终只是个乡野村夫，他不明白，也还没有接受政治和权力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没有仁慈和道德可以讲的游戏。

    又或者他认为，局势尽在自己的掌握。

    李密只不过是自己推出来的打工者，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可以逐而代之。

    实际上，翟让也许并不是真的完全认可李密，更不要说臣服于他的权威，确切点说，从明面的位置上讲，翟让是位于李密之下，但在实际处理事物时，翟让暴露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并不把李密放在眼里。

    崔世枢，原来依附于李密，但翟让丝毫不顾忌这一层关系，他将崔世枢私自关押起来，并且还是在李密追查不到的自己家里。

    原因非常简单，翟让要崔世枢上交金银财宝，但数量远远不够。

    翟让见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简单粗暴地想要加重处罚崔世权。

    这实际上透露出在权力双轨制状态下，翟让可以跳出李密的体系，而独立存在。

    更为夸张的一次是翟让处罚李密元帅府记室，这已经是李密最亲密和最重要的部下之一。

    而处罚的原因，也是非常荒唐的。

    竟然是因为和翟让相约赌博时迟到了，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翟让不依不饶，竟然当众重罚责杖八十，当然，也许真实的原因，并不是赌博迟到。

    打狗还得看主人，何况是一军之主李密的核心人员，这难免会被人视为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示威的象征。

    这些零碎的事情，日积月累，明眼人看在眼里，都知道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