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号称隋朝第一大状，律令条文是他的专长。

    即使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问题，也要解决近在眼前的实际问题。

    为了防止叛逃，他实行了二种方法：一是人质法，二是连座法。

    他精通法律，因而在条文上更加详细和严厉。

    连座法规定，一人亡叛，全家上下，不分老少，全部被杀。

    但是，他创新了一种检举法，允许父子、兄弟、夫妇互相告密，从而可以免除本人的罪过。

    社会最细末节的家庭，被王世充牢牢控制。

    另外，王世充推而广之，也加强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互相制约。

    他规定，五个家庭为一个单位，有一家逃走，另外四家，全部被诛。

    仅仅靠暴力和恐怖，当然不能长久治理国家，却似乎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反噬也一样严重。

    王世充的新政实行以来，出现了反效果，这就是“二多”，杀人越多，逃跑的民众也越多。

    对于将领的制约，王世充主要采取的是人质法，在他们出征之时，将他们合家老幼都留在洛阳。

    但因为打击面和惩罚力度的无限扩张，要想拘禁这些违反规定和有罪的人，仅仅依靠原来的监狱系统，是远远不够的。

    王世充因时因势，又发明了大狱法。

    他将整个洛阳宫城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经常关押着上万罪犯，管关押，却不管生死。

    吃喝拉撒睡，疾病医疗，都成了大问题。

    洛阳城自隋末战乱以来，苦难沉重，和李密连年大战，粮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现在王世充大狱一开，更是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在宫城的大狱之中，平均每一天，都有数十人死亡。

    但王世充的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他迅速稳定和控制了局面，拥有一个看似稳固的洛阳城。

    他击败李密，火拼东都政权后，现在不仅是洛阳之王，更已是名副其实的河南霸主。

    不想当皇帝的造反不是好造反，王世充一样憧憬着他郑国的旗帜能插遍中国大地。

    掠地扩张是必须的。

    全国性的目标，还很遥远，王世充比较现实，他采取了较稳妥的扩张方式。

    那就是先尽量接收李密系统将领的投降，这是一种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扩张方式。

    李唐因为需要先解决西方和河东的威胁，暂时无心无力经营河南。

    原李密一系缺乏足够的主心骨重振旗鼓，加上和李唐之间远隔了发展炙热的王世充，河南出现了权力中空。

    弱小的地方势力，他们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投靠在王世充的大旗之下，树大好乘凉。

    整个河南大地，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尽入王世充麾下。

    形势似乎大好。

    当然，在李唐的招抚之下，也有极个别的硬骨头。

    雍丘李公逸就不肯臣服王世充，他想跟着李唐混，但大小有别，强弱不同，在王世充优势兵力的进攻下，雍丘毫无意外被攻下。

    在这期间，李公逸也多次向李渊请求支援，但远水不解近渴，李渊以双方之前隔着王世充的郑国为由，拒绝发兵直接支持，而坐视雍丘陷没。

    王世充问了李公逸一句话，这代表了当时河南地方势力的心态，他问道：“卿越境臣唐，其说安在？”

    情理之中，不出意外，王世充的河南的招抚大获全胜。

    但他的对外扩张之路，却并不顺利。

    往东，他和河北之王窦建德结下了梁子，自从徐世绩归顺窦建德后，黎阳自然而然地成为河北和河南势力的交界点和缓冲区。

    但王世充想打破这个平衡，他发动了一场向东扩张的战斗，烽火直接烧到了黎阳城下。

    来而不往非礼也。

    窦建德决定给王世充一点脸色看，让他知道，安稳呆在河南，维持均势，才是上策。

    作为回报，窦建德立即发起了殷州之战。

    破城之后，杀人放火，抢夺财富和人口，扬长而去。

    窦建德收获了一个宝贝，那就是日后他手下第一大将刘黑闼，此战之中，他向窦建德俯首称臣。

    自此之后，河北刘黑闼这个名字，将成为李唐王朝最强悍的对手，其声名响彻长空，历久而不息。

    所有的尊重和地位，都是实力拼杀出来的。

    王世充感觉到窦建德的怒火和力量，他认怂了。

    于是，在东北面的战线，他和窦建德心照不宣地保持了现状。

    但王世充在东南方向却收获颇丰。

    他转向攻下徐州，于是，黄河淮河之间，这片最富饶的土地，全部归入他的版图。

    他向南的扩展，也取得让人满意的效果。

    随着显州田瓒的归降，南至襄阳的大片土地，也全都改姓王氏。

    王世充占据了中原大片的领地和人口，成为无可置疑的中原霸主，但他郑国的统治也面临很大的风险。

    这些地方势力的归属，其本质都是松散的羁糜而已，他们对王世充的郑国政权，既没有认可度，更谈不上忠诚度。

    他们只认一个理，也只能认一个理，谁强就跟谁。

    这是一个悖论，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有选择的权力。

    这是夹缝生存的小势力的悲哀，也是几个大势力，经常可以一战定乾坤的由来。

    这种统治当然并不牢固，在李唐和王世充的战斗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王世充往西面的扩张之路，就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西面，是李唐的天下。

    他们很早就打过交道。

    当年李渊刚入主长安时，李密和东都政权激战正酣。

    李渊刚立稳脚跟，就做了二手准备。

    一方面自视为隋臣，一方面想顺势攻下东都洛阳，他以隋臣的名义，曾经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统帅十万大军，赴东都洛阳，以江湖救急。

    但激战的二大势力都不领情，李唐和他们在洛阳城下，擦肩而过。

    和李密是一触即退，双方遥相观望，保持默契，互不打扰。

    而东都政权却视他们为国贼，李唐认为是“相救”东都，而东都视他们为侵略。

    李唐军队立即发现了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并且也捞不到好处。

    撤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知道东都政权不会失去追击他们的机会，于是，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埋伏好军队，将东都的追兵，一路反杀到洛阳城下。

    此战李唐军队大获全胜，斩首四千级。

    但最大的收获，却是在潼关之东，河南之地，新设了新安和宜阳二郡，作为进攻山东之地的桥头堡。

    来日不长，必下洛阳。

    这一直是李唐的既定战略，当李世民解决了刘武周和宋金刚，稳固后方，洛阳就是他的下一站。

    并且李唐展示了超高的军事动员能力，李渊似乎没有任何耐心，也不愿做任何等待。

    李世民四月击溃宋金刚，五月班师回长安，六月就重整装出发，东出潼关，直指洛阳。

    这真是一具可怕而高效的战争机器。

    兵贵神速，这其实也是时势必然，李渊在抢时间。

    他必需在王世充没有站稳脚跟前，就和他决斗，每提早一天，都可以让王世充的战略优势丧失一分。

    事实证明，李渊确实老谋深算，因为王世充虽然得到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但却根基未牢，只要李唐在外部施以压力，就足以让王世充的政权地动山摇。

    压力之下，才能让对手出错，那就是自己最佳的出手时间。

    李唐王郑二国，第一次在正面战场，正式交手。

    正式交战前，双方都想在政治和外交上给自己营造优势地位。

    毫无疑问，突厥成了双方争夺的最大的焦点。

    突厥再一次站在顶峰，他们是亚洲事实上的霸主，尤其是北方邻近突厥的割据势力，如果没有突厥的支持，就无法立足。

    李渊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他自太原起兵，就一直尊奉突厥为背后的谋主。

    李渊信奉财帛动人心的规则，倾其所有，向突厥人供奉金帛女子，丝绸绢帛，加上他刻意迎合尊重突厥的使臣，因而一直和突厥维持了至少表面上的亲密无间。

    但突厥最大的利益是保持中原大地各路政权的平衡。

    当各大势力都无法吃掉对方时，才需要仰仗突厥的力量，他们才能利益最大化。

    所以，当刘武周进攻河东之地，他们虽然给李渊支援了二千出工不出力的人马，表面上说是协助李渊防守，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既可监视，又可乘机浑水摸鱼。

    但同时，突厥人也派出五百精兵给刘武周冲锋陷阵。

    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唯恐天下不乱，唯恐群雄不战。

    越战越乱，越乱他们就会越强。

    二边下注，各路通吃。

    这支二千人的部队并没有空手而归，他们回归突厥时，自太原城往北，一路沿路抢劫掳掠了无数美女财宝。

    而李渊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突厥人的暴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接的抢夺，当然可以增加财富，但远不如让培植的势力，打得热火朝天，就可以恢复昔日“南面二儿孝顺，何忧贫也”的舒服滋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