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多里亚占领了伯罗奔尼撒的城市后，作为回应，第二年春天，苏莱曼派遣了卢特菲·帕夏（Lutfi pasha），试图重新夺回了这些城市，却被多里亚击败了。

    这一事件让苏莱曼意识到拥有一位强大的海上指挥官的重要性。

    苏莱曼的大维齐尔帕加勒·易卜拉欣·帕夏（pargal? Ibrahim pasha）建议苏丹与阿尔及尔的新统治者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他认为有必要巩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与这些在西地中海取得巨大成功的奥斯曼人之间的友谊，他们正在与西班牙和帝国皇帝作斗争。

    1533年春季，阿尔及尔的海雷丁·巴巴罗萨接见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使者。

    他被告知尽早前往君士坦丁堡觐见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

    这对巴巴罗萨来说是一个辉煌的时刻。

    将近三十年前，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只带着两艘小船，从爱琴海出发为他的兄弟效力。

    而如今，他几乎统治了整个阿尔及尔，掌握着一支让西地中海闻风丧胆的舰队，甚至强大到让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邀请他出席朝廷。

    巴巴罗萨清楚地知道，苏丹之所以在君士坦丁堡需要他，是因为他在对抗基督教势力——尤其是在海上——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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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雷丁被紧急召往君士坦丁堡的原因，有学者分析有三个主要因素：

    重组已经陷入困境的土耳其舰队；

    突尼斯王位争夺者的求助；

    以及与法国在地中海合作的机会。

    这个合作计划显然是巴巴罗萨亲自提议并推动的，可能是为了应对皇帝向苏丹示好的姿态。

    毫无疑问，最紧迫的问题是舰队的重组：多里亚最近的胜利让奥斯曼帝国感受到这一需求的紧迫性。

    大维齐尔肯定注意到，奥斯曼舰队在奥斯曼指挥官的领导下几乎无法在与热那亚舰队的战斗中取得战果，而巴巴罗萨及其副手却在西地中海占据了无可争议地主导地位。

    尽管多里亚对切尔谢尔的袭击受到重挫，他仍然能在爱奥尼亚海自由行动，就像巴巴罗萨在中西地中海一样。

    巴巴罗萨是个白手起家的人，就像大维齐尔一样，因此后者能够理解和欣赏他这种出身卑微却崛起于权力巅峰的品质。

    显然，巴巴罗萨是重组海军、设计舰船和装备的最佳顾问。

    至于突尼斯的主权问题，显然是由海雷丁提出的。

    在建立阿尔及尔政权时，他小心地避开了突尼斯，但毫无疑问，他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穆斯林邻国。

    早在他和奥鲁奇以突尼斯为据点的日子里，他就与当地的许多市民建立了友谊和联系。

    在1532年被苏丹召唤之前，他已经收到了许多来自突尼斯领导市民的求助信，恳请他帮助他们摆脱哈夫斯王朝的穆莱·哈桑（mulay hassan）。

    穆莱·哈桑是北非最糟糕的统治者之一，据说他踩着二十二个，甚至有些说法是四十四个被杀兄弟的尸体登上王位。

    突尼斯人可能会原谅他的血腥登基，只要他能高效统治并照顾精英阶层的利益，但哈桑既无成效，也毫无同情心。

    巴巴罗萨无疑向苏丹建议，通过控制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可以扩展奥斯曼的统治权，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他被召见的原因之一。

    海雷丁可以帮助苏丹重组海军，而苏丹也可以在巴巴罗萨征服突尼斯时提供武器和人力。

    在这种合作中，双方都将受益。

    苏丹召见巴巴罗萨的第三个原因——对巴巴罗萨同样重要——是决定奥斯曼在欧洲内部冲突中支持哪个国家。

    查理五世最近试图与苏丹接触，迫切希望缓解奥斯曼对他在中欧领土的威胁，并且也希望苏丹能够劝阻巴巴罗萨及其手下对他地中海贸易路线的掠夺。

    然而，巴巴罗萨更倾向于与法国合作。

    法国对北非的兴趣不大，而任何能削弱西班牙势力的联盟对阿尔及尔来说都是好事。他必须说服苏丹，与法国结盟最符合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通过法国的力量，苏莱曼更有可能实现他对中欧的扩张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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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说苏丹的大维齐尔帕加勒·易卜拉欣·帕夏（pargal? Ibrahim p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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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加勒·易卜拉欣·帕夏约1495年出生，1536年3月5日被处决。

    他是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任命的第一位大维齐尔（Grand Vizier）。

    易卜拉欣出生时为东正教基督徒，年轻时被俘为奴。

    他与苏莱曼在青年时期成为密友。

    1523年，苏莱曼任命易卜拉欣为大维齐尔，接替由苏莱曼的父亲、前任苏丹塞利姆一世在1518年任命的皮里·穆罕默德·帕夏（piri mehmed pasha）。

    易卜拉欣在职期间共计13年，他的权力和影响力达到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仅有少数大维齐尔能够匹敌的高度。

    然而，1536年，他在苏莱曼的命令下被处决，许多原由苏丹赠予他的财产也被国家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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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加勒·易卜拉欣·帕夏出生于帕尔加（parga），位于伊庇鲁斯（Epirus），当时是威尼斯共和国（Republic of Venice）的一部分。

    他的父母是东正教徒。

    他的民族背景不详，但他很可能最初讲的是一种斯拉夫方言，并且也会讲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

    他的父亲要么是水手，要么是渔夫。

    在1499年至1502年之间，他在一次突袭中被波斯尼亚的奥斯曼总督伊斯坎德尔·帕夏（Iskender pasha）俘获，成为奴隶。

    他第一次见到苏莱曼王子是在伊斯坎德尔·帕夏位于埃迪尔内（Edirne）附近的庄园，最有可能是在1514年。

    当时他被带入苏莱曼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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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对手埃及总督海因·艾哈迈德·帕夏（hain Ahmed pasha）于1524年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并被处决后，易卜拉欣·帕夏于1525年南下前往埃及，改革了埃及省的民事和军事管理体系。

    他发布了一项法令《卡农纳梅》（Kanunname），详细阐述了他的改革制度。

    1523年，易卜拉欣·帕夏与穆希尼·哈通（muhsine hatun）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穆希尼·哈通是二十多年前俘虏易卜拉欣的伊斯坎德尔·帕夏的孙女。

    这场婚姻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旨在将外来的易卜拉欣整合进奥斯曼精英阶层。

    尽管穆希尼起初对她的新丈夫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最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尽管历史学家曾一度认为易卜拉欣娶的是苏莱曼的妹妹哈蒂杰苏丹（hatice Sultan），但这一结论是基于零散的证据和推测。

    随着历史学家埃布鲁·图兰（Ebru turan）的研究，包括在威尼斯和奥斯曼文本中多次提到穆希尼的名字以及她写给易卜拉欣的一封签名信的发现，现在普遍认为易卜拉欣的妻子是穆希尼而非哈蒂杰。

    他们至少有一个儿子，名叫穆罕默德·沙赫·贝伊（mehmed ?ah bey），于153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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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年，法国大使让·德·拉·弗雷（Jean de La Forêt）与易卜拉欣·帕夏在其处决前几天谈判签署了一份条约草案，将法国在1518年之前从马穆鲁克（mamluks）获得的特权扩展到整个奥斯曼帝国。

    在外交方面，易卜拉欣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合作堪称成功。

    他以“奥斯曼帝国背后的真正力量”自居，运用多种策略与天主教国家的领导人达成有利协议。

    威尼斯人甚至称他为“光辉的易卜拉欣”（Ibrahim the magnificent），这一称号与苏莱曼的绰号相呼应。

    1533年，他成功说服查理五世将匈牙利变为奥斯曼的附庸国。

    1535年，他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授予法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优惠贸易权，以换取共同对抗哈布斯堡家族。

    这一协议为后来的法奥联军海上合作奠定了基础，甚至包括在1543-1544年冬季奥斯曼舰队在法国南部的土伦（toulon）驻扎。

    尽管易卜拉欣·帕夏早已皈依伊斯兰教，他仍与家乡保持联系，甚至将他的父母接到奥斯曼首都同住，他们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他的父亲改名为优素福（Yusuf），并加入了奥斯曼精英阶层，成为伊庇鲁斯（Epirus）的一位总督。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增加，他也树立了不少敌人，其中最着名的就是赫蕾姆苏丹（hurrem）。

    1536年3月5日，在与苏丹共进晚餐后，易卜拉欣·帕夏回到房间休息，随后被人抓获并处决。

    至此，赫蕾姆苏丹成为了苏丹的首席政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