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1282年的阿拉伯手稿中，记录了阿拉伯人使用磁罗盘：“叙利亚的船长们在夜晚黑暗、无法看见四个主要方向的星星时，会找一个容器盛水，避风藏于船下。

    他们取一根针，插入一块刺槐木或稻草中，形成一个十字架，然后将其投入水中。

    船长们再拿一个手掌大小或更小的磁石，靠近水面并用手做一个顺时针的圆形运动：针便会跟着转动。

    随后，他们迅速将磁石拿开，针就会转向南北方向。

    这一操作我在1242至1243年从叙利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到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航行中亲眼见到过。”

    毫无疑问，罗盘最初是由阿拉伯人引入欧洲的，他们几乎肯定是从东方和中国获得了这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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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汉朝时期，最早的罗盘是由磁铁矿（lodestone）制成的，这是一种自然磁化的铁矿石。

    湿式罗盘在公元4世纪时传入南印度。

    后来，铁针通过与磁铁矿接触而被磁化，这种罗盘在宋朝（Song dynasty）时期的1088年出现在中国，沈括（Shen Kuo）对此进行了描述。

    干式罗盘大约在1300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

    到20世纪初，液体填充的磁罗盘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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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拉博斯基（tira-boschi）支持这一理论，认为罗盘是由阿拉伯人引入欧洲，并提到他们在科学学习和航海方面优于欧洲人。

    早在1498年，我们从一份葡萄牙的描述中得知，阿拉伯人向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展示的海图上不仅标有罗盘方位，而且“海岸线的标绘也极为准确，有北南和东西的两个基准”。

    从阿拉伯人那里，土耳其人学到了航海技巧，而阿拉伯人技术非常娴熟。

    正如历史学家西斯蒙迪（Sismondi）所指出的：“中世纪的特点在于，当提到他们所谓的发现时，总是被当作是普遍使用的技术。火药、罗盘、阿拉伯数字和纸张——这些都没有被提及为新的和原创的发现。然而，它们无疑对战争、航海、科学和教育产生了彻底的变革。”

    可以肯定的是，海雷丁·巴巴罗萨及其部下在航海方面有很多值得传授给土耳其船长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一领域。

    土耳其船长们几乎都在布满岛屿的爱琴海（Aegean）航行，而海雷丁·巴巴罗萨和他的舰队不得不面对北非沿岸的广阔海域，以及阿尔及尔（Algiers）与直布罗陀（Gibraltar）之间的航道。

    1483年，一位德国修士费利克斯·法伯（Felix Faber）在前往圣地的航行中给出了当时商船上航海方法的有趣描述：

    “除了领航员外，还有其他学者、占星术士和观察征兆的人，他们观察星空和天气的迹象，判断风向，并给领航员指引方向。

    他们都擅长根据天空的情况来判断天气是风暴还是平静，同时还考虑海水的颜色、海豚和鱼的运动、火烟和船桨入水时的闪光等迹象。

    在夜间，他们通过观察星星来判断时间……”

    这位修士的描述很有趣，因为除了他将技术人员与占卜者或“观察征兆的人”混淆外，他还清晰地展示了当时一艘大船的航海部门是如何组织和运行的。

    在一艘小型土耳其小型帆船上，可能不会有如此多的专家团队——也许只有两到三人，包括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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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利克斯·法伯（Felix Faber）提到，水手们使用的海图上标有“以英寸为单位的比例尺，显示长和宽”，并描述了当时大多数海图上标示的航向线。

    毫无疑问，海雷丁时代的土耳其船长在海上并非随意游荡，他们在导航方面并不无能，能够轻松地在选定地点会合。

    这些都表明他们在航海和制图方面相当熟练。

    再者，在相对较小的地中海区域，天文导航的需求并不大——古人通过简单观察夜空中的北极星和太阳的升落就能判断方向，而船长们对自己船只性能的熟悉程度足以让他们完全依赖推算航程。

    地中海的潮汐几乎不值得一提，使得推算航程的计算比在大洋中更加简单和准确。

    不过，他们确实有一种简单而巧妙的工具来测量纬度，称为卡马尔（kamal）。

    这只是一块小木板，最简单的形式是中间穿过一根打结的绳子。

    它的工作原理是：

    “固定长度的物体可以根据其与眼睛的距离来测量任何天体在地平线上方的高度……

    在最简单的仪器中，使用者会将每个港口的已知星高度用绳子打结，并根据找到的每个长度进行识别。

    但通常情况下，绳子会按1°36’的距离打结，每四个打结为一个dubban（6°24’）……”

    卡马尔是十六世纪广泛使用的十字杆的前身。

    海雷丁在海上的能力毋庸置疑，他在整个征战期间从未听说过任何船只因搁浅而失踪。

    此外，与西班牙人不同，西班牙人常常被北非险恶的海岸线和天气所困扰，而在巴巴罗萨的指挥下，船只似乎并未在不适合的季节进行冒险远征。

    一位伟大的海军指挥官必须也是一位出色的航海家，毫无疑问，海雷丁·巴巴罗萨在成为奥斯曼帝国舰队的总司令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航海艺术。

    尽管他服务于潮汐较小的地中海，而非广阔的海洋，他从小便通过真正的航海与海洋的共生关系，学习了风和天气的感觉。

    他对老风暴中心的死浪、新的浪潮预示着风的到来、海岸潮流的运动，以及太阳风的模式了如指掌。

    他知道“马罗比奥”（marobbio，航海名词，一种现象。）会在西西里岛南部海岸突然袭来，让海平面在平静天气中上升两到三英尺。

    他还知道“哈姆辛”（khamsin，热风）或“吉贝勒”（gibleh，也是热风），这种风像熔炉般热，从北非的沙漠吹来，然后在越过海洋时吸收水分，变成了困扰马耳他群岛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西罗科风（sirocco）。

    苏丹的新海军上将，像所有伟大的水手一样，熟知海洋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他似乎和海洋融为一体，彼此的本性不可分割。

    他了解海洋的狂暴与愤怒，以及漫长的平静天气，也理解海洋那不可摧毁的能量。

    因此，看到“海雷丁·巴巴罗萨整个冬天都在造船厂，吃饭和喝水以节省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