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说笑，纵观历史，除唐太宗的马周、肃宗的李泌，何曾有布衣宰相？”李丹连连摆手：“再说，学生年不足十六，大人若为丹好，还是莫开这样玩笑罢。”

    “诶，甘罗十二能拜相，卿已年近十六矣！”赵重弼却不放过他故意调侃。

    两人玩笑几句，赵重弼方接着刚才的话题，总结说：“听你意思，首先是整备余干的团练，湖匪顿兵城下、师老兵疲便于官军围剿。

    至于矿徒作乱，你建议是对其谈判、分化、瓦解，以抚助剿。我说的可对？”

    “大人说得对，丹所说确实是这么个意思。”李丹点头：

    “湖匪在水面上往来，习惯于自由散漫、轻视法度，所以彭泽周边多有恶性大案连连发生。

    当官军力有不逮无法兼顾时，我以为真正凶恶、狡猾的心腹之患是湖匪，而对矿徒则可以用重抚轻剿的策略对待。

    大人，既然我们力量可能有限，不如先解决一头，再顾及其它。

    当人只有一只手时，该攥紧拳头才显力量，伸开巴掌却易为人所乘、各个击破！”

    “但……，你提到第三步再去对付杨星，我有个疑惑：那杨星会这样木呆呆地眼看我们对付湖匪和矿匪，却不来相救么？”

    “有可能会来。”李丹点头：“而且还可能会兴起大兵哩。”

    “哦？你对他下一步怎么看？”

    “大人有所不知，收到范县尊手谕后，学生即派了几股探子前往抚州。”

    “啊？”赵重弼大吃一惊：“你就不怕这些人丢了性命？”

    “大人容禀。这些人要么是江湖人士身怀绝技，要么曾受娄匪裹胁，所以对叛匪内部事情都比较熟悉，化装潜入也好，埋伏打探也罢都做得，是以安全上倒不必担心。”

    李丹向他解释，然后说：“学生派人的目的有两个：探查安仁守卫情形，以及尽可能详细了解东乡匪军的内部情况。不过目前尚未收到回报，如有消息当向大人通禀。”

    说完，李丹找来几只酒杯，用酒杯和酒壶摆了下：“大人请看，假设这酒壶便是南昌，这两只碗乃是鄱阳和抚州，四个酒杯分别是进贤、东乡、安仁和余干。

    此四城位于南昌与饶州之间，杨星已得其二。若余干再下，鄱阳在内的整个饶州也就不在话下了。所以要得饶州，他必来余干。

    然而这里还有个问题，其父杨贺所求究竟是抚州、还是饶州呢？

    从人口、财富上讲，饶州肯定优于抚州。但因它更接近南直隶，一旦攻取饶州，杨家父子可能取代娄氏成为众矢之的。

    吸引的官军越多，他们自己压力也越大。这一点，我想杨贺父子应该可以想到。所以两权相较他们会如何取舍？这是个未知，咱们猜不到。”

    “猜不到？”赵重弼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在对敌情、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杨星在东乡裹足不前！”李丹忽然觉得自己重新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感觉，做团副参谋长时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在了解对手后再判定他可能采取的策略。在那之前，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安仁留守兵力应该不多。

    为什么呢？因为像黄埠这样的地方除去些地方临时拼凑的团练几乎没有其它武装，但安仁守军居然停在一天路程之外没去占领，所以我判断该部人数不多。

    杨星既不在安仁放太多兵力，我们也就不必管他，先集中力气解决其它方向，再决定是否掉头向南。

    要强调的是，如果安仁被夺回，杨星接下来的动作，会告诉我们他父子的想法。

    急忙派兵来夺，说明他对安仁很在意，还想进饶州。根本不动，说明夺占此城只是虚晃一招，其实他们想蹲在抚州，甚至往建昌、吉安发展。

    安仁可以说是个试金石！”

    “说得好，透彻！”赵重弼兴奋地击掌：“实不相瞒三郎，府台来了檄令要召吾回去议事，就是与饶州局势有关。

    此前吾初闻璜溪镇之败亦是震惊不已，眼看处处烽火徒生焦虑，却不知该怎么应对才好。今日

    听了三郎这番话，倒是令我茅塞顿开。

    事有先后、轻重、缓急，君年纪轻却比吾等想得明白，真难怪你们能够以少胜多。”他稍停顿片刻，与李丹饮了杯酒，又问：

    “三郎提到战后对采矿业的整顿、管理，在这上头可对官府有何建议？”

    “制订规约保护工人，限制矿监、工头盘剥、欺侮的行为，在工人面前树立公正的形象，把他们和矿监、工头阶层给分开，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与官府为敌的人数。

    如娄自时、银陀、杨贺这等巨寇渠帅，哪个不是矿主、矿监，其手下信用大将又大多是原工头、把头，作战至今我还没听说过有几人是纯粹的工人苦力或刑徒出身。

    这起子坏蛋肚里有墨水、手里有钱、身边有打手，他们是一次次接受招安又重新复叛，最擅长煽风点火的那群人。

    若他们周围没有人跟从、没人信他们的鬼话，他们还能把造反继续多久？”

    赵重弼将桌子一拍：“言之有理！”他端起酒杯来仰脖子喝了，然后告诉李丹：

    “你此去余干且放手去做，我明日到衙门先给你开具文书，给你个饶州团练副使、南部都巡检的名义。

    既然广信府有过先例，你已领过从九品的官身，我饶州府当然亦可萧规曹随。

    非常时期嘛，当行非常之事。又恰好余干、万年和安仁在我管辖之内，便宜得很！”

    李丹闻言大喜，连忙郑重谢过。

    这样他在这三地的行动便更有合法性，而且也具备了官方性质，不仅可以使用驿站驿传，还有就地征发与就近调动团练的权力了。

    从这件事上他也看出，由于叛乱频发，官府对各地下放了权力，以便各级机构及时镇压。

    接下来赵重弼向李丹介绍了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先说湖匪。鄱阳湖内最大的力量有三支，北边大孤山的白浪、中湖南康府的江豚和南边扛浪山（即李丹前世印象中的康郎山）的蓼花子。

    这三人之中，白浪势力最小，但却是百姓认为最仁义的，与另两支经常冲突。

    江豚人多船多，可打仗不灵，所以常请蓼花子来助自己一臂之力。蓼花子人和船的数量虽不如江豚，却是最凶恶，也最活跃的。

    李丹听这个人的名字，立时想起上次和一窝蜂（顾大）交手后逃走的那个蒋彬，就是蓼花子手下大将一道天董七派来的。

    经常接济、收容矿乱者的也是他！此人手下号称有三万人，实际精锐能战的大约八千。

    那两路，江豚大约有众万人，白浪有三、四千左右。

    至于作乱的所谓矿匪，目前他们在饶州境内还没成大股气候。主要原因是这边的矿山都比较小而且分散，难以形成如浙西南和闽西那样的力量。

    最大的也不到千人，多数都只有数十、百号人，而且武器纷杂，许多人只有竹枪而已。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湖匪蓼花子串联他们时比较容易拉拢利诱。

    唯一缺点是多数人习惯山地，像蒋彬那样乐意跑到湖里去吃饭的并不多，更多的人是在犹豫或因家小拖累而放弃。

    赵重弼也大致讲了下官军这面的情况，可以说比李丹想象的还糟糕。

    由于各地镇压的需要，饶州府的兵力空虚了，主力都在东部、东南的山区里，只有少量野战部队留下来，在湖区周围防范湖匪的攻击。

    在府治鄱阳有五千人，此外浮梁（景德镇）两千人、德兴千五百人、乐平一千人、万年两千人。

    本朝军制以承袭前朝为主，军队的构成大体分为三类：卫所兵、营兵和城戍兵。

    先说卫所兵，前朝在全国分三十六卫，每卫有适龄（十五岁到七十岁）丁口四至六万上下，每年有一万人到卫所驻地报到并承担值守、接受训练，这就是四年轮番制。

    这种方式随着前朝的扩张影响甚广，李丹依稀记得，俄国哥萨克就采用类似这种服役制度直到帝国垮台。

    但本朝卫所兵则由军户专任，子承父业，是专业化世袭军人。

    申请成为军户的家庭可领到与人丁相应的

    土地，四十亩以内免赋税，上缴四成给卫所做军粮，四十亩以上及新垦荒地赋税减半。

    全国自太祖建国至今，在兵部管理下，全国有三百七十六个卫，下辖共一千六百五十四个所。

    每卫大体保有可征发适龄（十五岁至五十岁）丁口五千六百人。

    卫设指挥使，行万户级别，平时由兵部管理并提供补给，进入战备状态（府以上区域性动员令）后向所在省（路）的都指挥使（万户级别，隶属五军都督府）负责。

    指挥使下面管辖各所，主官由千户（千人至千五百人）或行千户（七百至八百人）担任。

    这个军户一旦申请了军籍，一般是不允许脱籍的。但如果可以募集到其他愿意顶替加入的户主（见注释一），那么他可以在缴纳一笔不菲的手续费用后脱离军籍改回民籍。

    比如麻九，就是属于这类极少数的例子之一。

    军户出征从卫所领取武备、牲畜和甲胄，但军衣、鞋袜要自备。有些卫所经常要应对变乱事态的，也会允许士卒领用并保管武器、牲畜，比如长城沿线多是如此。

    行军干粮一般往返五日内（比如侦察或巡逻）自备，超过五日的由卫所配给。

    由此可见卫所兵来源主要是藉选，也就是有事时按户籍点卯或抽选参加服役，军户的户籍也不是固定不变，接受投充（应募）或简拔，以保证数量和质量的稳定。

    因为是世袭军人，一般认为卫所兵战斗力较强。故上饶之战中，各地守将首先想到的便是征发本地卫所武装。

    李丹等人所到之处，卫所千户充任守备的比比皆是。

    卫所兵家在本地，为保卫乡梓也确实敢战。

    但自宣宗皇帝以来，九边及西南、东南地方的卫所兵对频繁出动影响农事大为不满，故宣宗后期决定在卫所制外采用募兵补充。

    具体做法是，允许直属于五军都督府的各省（路）都指挥使司募集一定员额的野战部队，这就是营兵的由来。营兵是隶属各都司可以跨府作战的。

    所谓营其实大小并不一致，根据需要可以增减兵种、调整部曲数量，其实有点后世合成旅的意思。

    李丹从麻九、杨大意、盛怀恩这些老军伍口中得知，营的规模和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沿海的备倭军也是募兵营，由于对倭寇作战，所以刀盾手和火器兵的占比就比其他营兵要高。

    而九边大同那边面对鞑靼人的营兵中，则是弓驽兵和骑兵占主导。

    在人数上营作为编制单位，其核心部队大体在三千到三千五百人左右。

    福建多山，要求部队精锐化且机动灵活，所以每营人数也就是三千左右。

    而大同那边的营多草原上远距离奔袭，需要防御力高的车兵、远程运输的辅兵，那么营可能会达到四千五甚至五千之多。

    营兵属于职业雇佣军，主要来源是应募丁口，由军队提供所有装备和补给品，到期可退出，伤亡有抚恤。

    营兵主将是游击以上的将官，他们从属于五军都督府及各省（路）的都指挥使司衙门。平时营兵由兵部操练，战时都司指派将领领率各营作战。

    这种队伍没有土地和家属的羁绊，说走就走、让打就打，因此更适合跨地域的长途野战机动。

    比如倒在璜溪镇的那一万人，就属于这类。只是倒霉得很，由于太想要军功，江南西路都指挥使司半数的将官都兴冲冲地请缨跟着仇大人前往上饶，谁想在璜溪镇被一扫而空！

    城戍兵就很好理解，它不过是地方上服徭役、轮流戍守的役丁和少数获罪服刑的刑徒组成，负责城门、干道或城墙的巡视、把守。

    例如更夫也隶属于城戍兵。所以城戍兵只不过负责地方上维持治安，类似于警察而已，没有列阵对敌能力，更不用说野战，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在赵重弼告诉李丹的数字里，居然是把这些人也包括在内的！

    【注释一：户主仅指男性，指以男性为户主具备单独户籍的家庭或成年青壮，也就是说依附在父母户籍下的青壮一旦加入军籍，则将从家庭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