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16日，砥平里攻坚受阻，志司和邓指决定退出战斗，并停止在中线和东线的进攻行动。

    2月17日24时，志司致电各军并报告中央军委，对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第二阶段以运动防御为核心的作战构想。他决定全线暂时转为防守态势，不再固守某个据点，而是采取机动作战部署，以保存实力，避免过度消耗，伺机再发起反攻。

    为了更有效地组织防御，志司将参与防御作战的所有兵力划分为一线和二线两个梯队，构建了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还规定了“撤退指标数”，要求各军每日的撤退距离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大致为每天一至两公里。

    志愿军的将领们计划通过这一防御策略争取两个月时间，集结兵力，改善运输条件，囤积作战物资，以此引诱敌军深入。当增援部队到达后，再将敌军歼灭在汉江以北。这一决策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

    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这是在横城反击未能取得全胜、砥平里攻坚遭遇挫折后的无奈选择。总体而言，志愿军总部关于在准备条件下转入决战性进攻的战略意图并未改变，暂时采取防守姿态只是由于当前兵力不足、形势不利所采取的权宜之策，属于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安排。

    志司要求运动防御持续两个月，这个时间期限是根据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的进驻、集结及作战准备所需时间来确定的。在第一批部队入朝之前，中央军委就已经开始规划第二批和第三批部队的编组工作。

    由于志愿军在入朝初期的作战相对顺利，除了原计划第二批参战的第9兵团所属3个军在11月上旬紧急入朝承担东线作战任务外，中央军委暂时并未对其他拟参战部队的调动作出紧急安排。

    1951年1月下旬的时候，联合国军在美军的指挥下全面发动反攻，第四次战役提前打响，朝鲜战事逐渐显现出长期化的趋势。中央军委认为，美军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扩大其占领区域；二是阻止志愿军在前线进行必要的休整和补给，从而增加志愿军的力量消耗，使战局朝着对美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挫败美军的企图，确保志愿军获得休整和补充，从而有利于长期作战的坚持，成为战争指导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2月7日，中央军委对朝鲜战场的轮番作战兵力编成，提出了具体指示。信中详细安排了志愿军三番作战的兵力配置，特别是第二番兵团各军的出动时间、顺序以及作战准备事宜，同时也对第一番各军撤退至后方进行补充休整的时间和地点，作了明确规定。

    在中央军委调动国内部队准备轮番进驻朝鲜之际，朝鲜战场的局势逐渐严峻。第二批部队的迅速到达对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战役运动防御作战显得尤为紧迫。

    在提前发起第四次战役后，前线兵力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若不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志愿军地面部队的数量优势将不复存在，整个战局必然陷入被动局面。

    因此，志司在向中央军委汇报第四次战役部署时，特别强调了兵力不足对战局的影响，并建议第19兵团迅速前往安东进行补充和整训，以便随时准备投入前线作战。在确定横城反击计划时，他又提议军委调整第19兵团的进军计划，立即命令其分三路入朝，以应对战场形势的变化。

    志司强调，在部署第四次战役时，比第三次战役时更加勉为其难，其原因正是兵力不足所致。眼看着前线战况日益紧张，而后续部队迟迟未能到达，这让人十分焦虑。在这段时间里，志司一方面指挥前线的战斗，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后方部队的推进进度，日子简直是在掰着指头数着过的。

    在志愿军砥平里战役失利并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后，前线对后援的期待愈加迫切。为了争取时间，确保第二批部队能够顺利开进、展开并完成作战准备，志愿军司令部（中朝联合司令部）在2月17日下达运动防御部署命令当天，志愿军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前线各军党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司令部的作战部署得到全面落实。

    战场上主动与被动的变化，紧密关联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确保第二批部队的顺利推进、集结和参战，成为这一时期扭转战局的关键前提。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机动作战防御，实际上是通过牺牲空间来争取时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被动的，但作为两次战役间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过渡，这一策略却蕴含着积极的意图和主动的内涵。

    此时，美军发起“霹雳行动”全面反攻已超过20天。尽管前线部队在此过程中遭遇了一些损失，各师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战斗力，具备继续推进攻势的能力。

    在后方完成整顿补充的两个美军师——第1陆战师和第7师再次投入前线。同时，从本土调来的野战炮兵部队以及1.13万名作战人员也陆续进入朝鲜战场。美军还对朝鲜和日本境内的9.2万名后勤支援部队进行了精简，精简下来的大批人员被编入在朝鲜的作战部队，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美军的整体战斗力。

    回顾志愿军的表现，这段时间的战斗异常艰难，尤其是负责阻击和攻坚的部队，在美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伤亡人数大幅上升。

    2月18日，邓华致电志司：

    一线6个军经过20多天的激战，第50军和第38军的许多部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第66军的实际战斗力也只能相当于一个师；第42军和第40军的一些单位同样受到了重创，例如第42军有5个团、第40军有3个团，每团只能缩编为3到5个步兵连。第120师第359团的一营仅剩50余人，二营只剩80多人，三营也只剩下200余人。军、师各级直属部队多次抽调补充，已经无人可用，只能缩编各建制单位。

    此外，根据志司军务处对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在本次战役第一阶段中的战斗减员统计，这四个军参战总人数为人，战斗减员达人，超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的战斗减员总和，且是第三次战役战斗减员的四倍多。

    人民军方面的损失同样十分惨重。隶属于金雄集团的两大主力军团——第2军团和第5军团，由于伤亡过重，不得不进行缩编调整。其中，第2军团撤销了第31师，而第5军团则裁撤了第38师和第43师。

    除了上述兵力对比的变化之外，双方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变化对作战进程的影响更加深远。在砥平里战斗发生之前，美军对中国军队怀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尤其对中国军队在夜间攻击能力和包围迂回战术方面，感到深深的畏惧。

    通过砥平里战斗，美军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军队在攻坚能力和后勤保障上的不足，逐渐变得敢于与中国军队进行正面交锋。有时美军甚至主动靠近中国军队，频繁保持近距离接触，紧紧缠住对方，运用所谓的“磁性战术”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持续打击，逐步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削弱其锐气和战斗意志。

    这一战场上的变化被美国人称为“朝鲜战争中的葛底斯堡”。这表明，在美军看来，砥平里之战确实具有“拐点”意义。砥平里之战前后，朝鲜战场的局势开始发生显着变化。

    美军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察觉到这个转折点。

    截至2月18日，第8集团军参谋机构向李奇微提交的报告中，依然建议美军在原地坚守防御，待春季结束后，按计划逐步收缩兵力，最终撤退至釜山防御圈内。

    这使得李奇微再次大发雷霆，因为他已经从战场形势的变化中看到了新的契机，坚信美军当前“应当主要考虑如何展开进攻”，而非停滞不前，更不该后撤。他将报告丢在一旁，另行制定了一个全新的进攻方案。

    1951年2月19日，李奇微在骊州召开作战会议，与会者有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围绕他的意图研究确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李奇微将此次攻势称为“屠夫行动”，以突出其目的是大量削弱并消耗中朝双方的有生力量。“屠夫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在西线，控制汉江南岸一带；在中线，推进至砥平里、横城、芳林里一线以北地区；在东线，前进到江陵以北，拉直由堤川向原州东南延伸的战线凹部。具体的作战部署是从两个方向发起攻击。

    一个方向是从原州出发，沿着29号公路向横城以北推进；另一个方向则是从宁越出发，沿60号公路朝平昌以北前进。这一部署形如一把张开的铁钳，直逼中朝军队北撤的主要通道，目标是在“堤川突出部”北上的志愿军和人民军。

    李奇微为“屠夫行动”设定的目标线被称为“亚利桑那线”。根据任务分工，美军第9军负责沿29号公路向北推进，而美军第10军则沿60号公路向北发起进攻。

    基于此，“联合国军”进行了如下部署调整：

    西线的防务由美军第1军负责，麾下包括两个美军师、一个韩国师以及一个土耳其旅。美军第2师和第25师担任主力进攻，分别在汉城以南和京安里以北并肩展开，向汉江南岸推进；韩军第1师则负责确保金浦和永登浦地区的安全。

    “屠夫行动”的主要战场在中线，由美军第9军负责，指挥4个美军师、1个韩军师和1个英军旅，展开北进攻势。进攻路线自南汉江以西的砥平里向北延伸至原州以东。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承担主攻任务，分别沿砥平里至洪川和原州经横城至洪川两条轴线发起攻击。

    东线的进攻任务由美军第10军和韩军第3、第1军团共同负责。美军第10军下辖1个美军师和2个韩军师，韩军第3军团下辖3个韩军师，第1军团则拥有1个韩军师。进攻路线从平昌、旌善沿至东海岸的江陵一线向北展开。

    韩军伪2师、伪3师以及英军第29旅作为此次战役的预备部队。

    美军第187空降团先在堤川东北地区集结，随后转移至大邱机场，计划在敌后方展开空降作战。

    在制定“屠夫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李奇微始终未能完全掌握中朝军队的实力及其部署。当志愿军主动从砥平里撤离，并全线向北转移时，李奇微依然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旨在诱使美军上当的圈套。

    根据美国官方战史的记载，李奇微在对潜在对手尚未完全了解、且明知敌方后备力量一旦参战可能迫使他取消进攻计划的情况下，仍然着手推动并发起了“屠夫行动”。

    因此，他在部署行动时依然保持谨慎态度，将“敌方后备力量的能力预估为能在24小时内抵达前线”，并特别下达指示，强调“不可毫无节制地向北推进”；各部队在行动时必须协调一致，“避免一切不顾后果的无序推进”。

    李奇微强调：要在最大程度上削弱敌人，同时尽可能降低己方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编制的完整性；谨慎行事，避免因敌方的诡计或我方的冒失行动而被敌人包围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只能在确保强有力的支援下进行追击，或者至少在部队能够及时脱离敌人、进行局部撤退的情况下才进行追击。

    在“屠夫行动”发起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令李奇微极为不满的插曲。

    那天清晨，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往原州。

    李奇微清楚，这位刚刚丢尽颜面的“联合国军”司令正是来摘桃子的。此刻，麦克阿瑟正处于极度的尴尬之中。当志愿军打到三八线时，为了推卸责任，他大声宣称，全世界都知道朝鲜战局必败是因为杜鲁门束缚了他的手脚。可谁能想到，现在居然是李奇微打退了中国人，世人会如何看待他呢？难道他那一世的英名竟然要沦为全世界俗人的笑柄吗？

    为了挽回面子，麦克阿瑟在东京对媒体大肆吹嘘，声称美军之前的撤退是“精妙的战略行动”，意在“拉长中国人的后勤线”。仿佛不是志愿军将他击退，而是他为赢得新的战略胜利而故意设下的迷阵。并声称：“现在的局势证明了我的战略是有效的！”

    为了向世人展示他所谓的巧妙战略行动的成果，麦克阿瑟再次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报复措施。他计划轰炸中国本土，支持蒋介石对中国东南沿海的进攻，并封锁中国的所有海上交通。最引人注目的是，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称，他打算在中朝边境设立一道放射性废料区，以核废料将朝鲜与满洲隔离，他甚至已经决定使用哪种核废料，钴。

    李奇微满怀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地目睹了麦克阿瑟当面将他的功劳一举夺走！更让人恼火的是，李奇微曾向麦克阿瑟展示过一份注明“仅供参阅，不许抄录”的“屠夫行动”内部文件，结果，转眼之间，麦克阿瑟就向随行记者公开宣称，美军将根据他的命令展开新的进攻。

    李奇微对此感到极度愤怒，因为这不仅泄露了美军即将发起进攻的机密，还把他精心策划的行动归功于麦克阿瑟。李奇微痛心地说：“这一突然的声明，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事实上，“无论是麦克阿瑟本人，还是他的参谋人员，都在‘屠夫行动’的构想和制定中毫无贡献”。

    2月21日上午10点，“屠夫行动”按计划正式展开。

    此时，志愿军西线各部队已于18日撤回汉江北岸。

    韩指确定的防御布局如下：

    “充分借助汉江这一天然屏障，将敌军阻挡在汉江南岸，牢牢守住北岸及汉城的有利阵地；同时，在纵深地带部署第二、第三道防线。”

    韩先楚推测，敌军在遭受打击后，需要几天时间进行调整才能重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几天后汉江江面将解冻，冰块堆积，水位上涨，持续大约10天左右。各部队依托江防顽强抵抗，亦可坚持约10天左右。这样一来，汉江北岸的防御总共可以争取到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韩先楚指示：各部队必须全力坚守第一线阵地，务必阻止敌军迅速突破江防、进占汉城。除了用于守卫江防的兵力和火力外，各师还要专门组建突击团或突击营，制定反击预案，以便在敌军突破江防时，能立即发起反攻，将其消灭。在江防布置完备之后，再组织团级以上的指挥官、参谋人员和工兵前往第二线查看地形，修筑工事和指挥观察所，划分防区阵地，架设电话线路，制定详细的防御计划，以确保一旦第一线阵地失守，部队能够迅速转入第二线防御作战。

    鉴于运动防御行动的实施过程相当复杂，且对整体性和计划性要求较高，而下级指挥员普遍缺乏相应的经验，韩先楚要求高中级干部“亲自深入基层，协助设防和布置，坚决反对只在上层发号施令、打电话，却缺乏具体指导的严重问题”。

    由于西线各部队在汉江以南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天的阻击战，伤亡惨重，减员严重，部队已极度疲惫。退守江北岸后，许多官兵情绪波动，普遍表示宁愿进攻而不愿防守，尤其是第38军部队的反应最为强烈。

    针对这一情况，韩先楚特别致电第38军强调：

    \&必须彻底纠正部队只愿进攻、不愿防守的思想，反复强调此次防御对于争取时间的重要性。你们在江南的防御作战表现出色，接下来的防御战中，更要发扬主力部队攻守兼备的优良作风，务必打好第一场防御战，才能赢得两个月的宝贵时间。\&

    根据第38军军史的记载，该军当时的兵力已降至入朝以来的最低水平。每个步兵连的战斗人员中，人数在5至40人的约占一半，41至60人的约占四分之一，而超过60人的不足四分之一。枪支和弹药更为匮乏。在防守汉江南岸时，有些班级仅配备三四支枪，其他人只能依靠手榴弹作战。

    尽管如此，部队在经过短暂的动员后，立即投入到沿江一线的防御作战中。

    第50军与人民军第1军团在第38军撤退至江北重整防御之际，也随即向江北收缩，整顿散乱的队伍，并负责汉城正面及其西北地区的防御工作。

    据相关史料披露，当人民军第1军团遵照韩指命令撤往江北时，遭到了朝方高层的批评。人民军总部来电质问该军团领导人：为何放弃仁川？电报中写道：“仁川不守，汉城将被孤立，势必失守。”

    该军团参谋长将此情况报告韩指，韩先楚随即致电志司，请他向人民军总部解释：“放弃仁川，并非我们主观上随意决定不守，而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判断，如果不撤退，我仁川部队将面临被分割歼灭的危险，因此命令第1军团撤往江北，以防守汉城。”

    此前，为配合横城的反击，韩指曾命令第1军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沿公路向水原、乌山里方向前进。该军团共派出一个团参战，但在战斗中遭敌军冲散，只有约400人得以返回。

    为了避免此次失利使该军团领导层再次受到朝方高层的指责，韩先楚电请志司转告金日成：“一军团虽在执行任务时存在问题，但派兵行动乃是我的决定，若非我的决策，此次事故本不会发生，因此不应责备他们，我承担全部责任。”

    这一情况表明，两军在联合作战时，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仍存在一定差异。

    “屠夫行动”在中线发起了最为激烈的攻势。

    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支援下，美军主力以团或营为单位，分多路向砥平里以北及横城地区展开攻势。进攻中，尤为强调坦克与摩托化部队的冲击力。每次进攻目标时，甚至会动用数百辆坦克、装甲车和汽车，这在此前的几次战役中相对罕见。

    然而，事与愿违，天气并不如人意。

    “屠夫行动”发起的第一天，恰逢一场罕见的春季大雨突袭。这场大雨自2月21日开始，持续不停地下了超过40小时，直到23日才停歇。

    美军的车辆和人员刚刚离开进攻出发位置，就陷入了雨水的泥泞之中，飞机也无法起飞。更为致命的是，设在冬季干涸河床上的指挥所和补给仓库在一夜之间被暴涨的河水冲得支离破碎，有线通信网络和补给线路全面中断。

    雨停之后，积雪逐渐融化，雪水与雨水汇聚在一起，江河中迅速形成了洪峰，冲毁了从骊州到砥平里之间的所有桥梁，原本可以徒步涉过的河流也变得无法通行。

    各种道路都化作泥泞不堪的沼地，行人和车辆纷纷陷入其中，无法脱身。

    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发动攻击，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就在此时，又一场悲剧发生了：2月24日，中线美军指挥官、第9军军长穆尔少将乘坐直升机前往战场视察，途中直升机坠入浑浊的汉江，当场去世。这是继第8集团军前任司令沃克因车祸丧生后，另一位美军高级将领在朝鲜战场上意外遇难。

    李奇微迅速提名陆军战争学院院长斯威因接任第9军军长，并在提名审核期间，指定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暂时接管该军的指挥。在美国陆军历史上，从未有过让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担任陆军军一级作战部队指挥官的先例。

    尽管李奇微已提前向第9军的参谋部门和各师师长打招呼，要求全力配合，但陆军内部的抱怨声依然不断。第1骑兵师指责史密斯“过于注重合理性”，认为这“抑制了骑兵师的大胆进攻”。然而，实际情况是补给出了问题，“各部队忙于修复责任区域的道路”，因此不得不暂缓进攻。

    随后，南朝鲜一军军长、备受美国人青睐的名将金白一少将，在视察前线时从三千米的高空坠落，最终粉身碎骨。事后，南朝鲜军方试图收集一些遗骸为其处理后事，然而，无论如何搜寻，都无法找到任何曾证明金白一存在的痕迹。

    在中线战场负责前线防御任务的是志愿军的第42军和第66军。

    根据邓的部署安排，这两个军在横城、中元山以北、洪川以南的区域构建了三道防御阵地，计划在第一道防线坚守至少十天甚至更久。

    邓集团的第39军和第40军则集结在洪川东西地区，作为对前线防御部队的机动支援力量。同时，他们还准备在敌军发起进攻时，伺机歼灭其部分兵力，从而挫败敌军的冒进企图。

    第42军和第66军在连续作战中极度疲惫、部队伤亡惨重且未能得到补充、粮食和弹药供应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再次被迫转入防御状态。

    在前段作战中，第42军又减少了2427人，子弹剩余仅为平均基数的一半，炮弹更是严重不足，粮食供应也远远不够，补给的被服极为稀少，每人只发了一双棉胶鞋，而用于构筑工事的工具更是匮乏。

    第66军的减员情况更加严重，按照邓指的说法，该军实际上仅能相当于一个师的使用规模。

    为了完成任务，第42军迅速展开动员，从军师两级机关的直属队中抽调了780名勤杂和警卫人员，增强了前线步兵连队的力量，并为班排配置了关键骨干，以提高其独立作战能力。从2月19日起，该军在指定阵地上坚守了整整12天。

    第66军各师在横城反击战后，曾一度逼近原州，推进至平庄里、德高山、讲林里、九万里、红桃山一线。与此同时，部队还安排干部向南进行地形和道路的勘察，为下一步向原州、神林里发起进攻做准备。17日接到转入防御的命令后，第196师和第197师分别移防至横城以南和以东地区，负责正面抵抗，并将一线阵地设于阳德院里、上茶峰里、釜刚里、大官岱里一线以南。

    然而，当部队按照计划向指定区域推进时，敌军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阵地。第66军只得在遭遇战的情况下进入战场，边作战边就地修筑工事，最终在第一道防线上坚守了19天，圆满完成了防御任务。此次战斗，第66军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196师全师的战斗人员锐减至不足千人，第586团更是被缩编为仅剩3个步兵连，绝大多数战士都由后勤人员补充。

    到3月6日，“联合国军”经过15天的连续进攻，每日推进不足1公里，最终抵达汉江南岸，从杨平、横城至东海岸江陵一线，将原本战线的突出部分拉平。虽然“屠夫行动”的既定目标线已经实现，但李奇微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未能围歼前出的人民军第2、第5军团，也未能给原州以北和砥平里地区的志愿军以重创。

    美国官方战史中对此记载：敌军巧妙地避开了代价高昂的战斗方式，从“联合国军”精心设下的陷阱中成功脱身。

    在美军发动“屠夫行动”期间，大将军返回国内，战场指挥暂时由邓华代理。

    在将部队全面转入运动防御的过程中，邓华注意到，美军和韩军以6个师的兵力从平昌到砥平里一线齐头并进，完全依靠炮兵、航空兵和坦克的火力对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阵地进行摧毁。尽管他们的推进速度因天气因素和防御部队的逐次抗击而不快，但始终掌握着主动权；相反，志愿军和人民军只能一边战斗一边后撤，处境十分被动。

    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仍然必须依靠反击这一有力的手段。

    2月17日，志司下达防御部署时，曾计划进行反击，设想将第39军和第40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军一部。

    邓华重新审视了这一案件后认为，结合当前的战场形势，仅凭两个军的兵力发起局部反击，难以撼动敌军的整体进攻部署。要扭转当前被动局面，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组织规模更大的反击行动。

    2月28日，邓华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联名致电，提议在3月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反击。3月2日，大将军在返回朝鲜途中，途经沈阳时看到了邓华发来的电报，立即复电邓华并上报中央军委，明确表示3月份进行这样的反击战不合适。

    不同意在三月份发起较大规模的反击，理由有三：首先，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准备；其次，前线缺乏粮食和弹药储备，无法保障作战需要；最后，提前行动可能暴露下一战役的意图，导致敌军不敢深入到三八线附近的预设战场。因此，他认为在三月发动大规模战斗胜算不大，还是应按原定计划加强准备，待到四月再大举出击。

    在不具备反击条件时，应谨慎忍耐，伺机而动，这样的做法是恰当的。

    3月5日，彭德怀抵达安东，当晚便跨过了鸭绿江。9日，当他返回志愿军总部指挥岗位时，美军已经展开了代号为“撕裂者”的新一轮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