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临皋亭向东驰行，再通过神庙而朝北，若要走进雪堂的不平山岗，要经过长长的黄泥巴山坡。汹涌的长江从它的左边绕过，茫茫云一般的波涛是多么舒展和卷缩，重叠不齐的草木依傍在它的右边，茂密的柯山完全呈现着一片青绿色。
    元丰五年岁末，东坡先生忆与诸友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途经黄泥坂时，曾大醉于道旁，衣服全被露湿，于是写下《黄泥坂词》这首纪游“行唱”之作。
    此词写了游沿途的自然美景，再写路途上悠然心态、艰辛、喜悦与旷达胸怀，最后表达回朝无望的意愿。富含浪漫主义情怀，是苏东坡纪游的得意之作。
    巴陵（湖南岳阳的古称）令上官彝给东坡先生寄来了他的诗文多篇，东坡看过之后认为上官先生的诗文作得用意奇妙深远，有古人的意味。
    对于上官彝诗文中所描述的洞庭湖以及君山的秀丽景色，东坡先生自然是十分地向往。
    苏东坡记得在他七岁的时候，曾见到眉州一个老尼姑，姓朱，忘记了她的名字，已年过九旬。
    老尼自称曾经跟从她的师父到过蜀主孟昶宫中，那一天天气非常闷热，蜀主与花蕊夫人晚上在摩诃池上乘凉，写了一首词，朱姓女尼都能记住词的内容。
    此事已过去四十年，朱姓女尼也已经去世很久了，人间已经没有了知道此词之人。苏东坡先生依稀仅记住词的开头两句为：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东坡先生自忖此词的词牌好像是《洞仙歌》。于是，空闲时仔细品味了一番，补足了全篇。
    苏东坡的《洞仙歌》，再现了五代时期后蜀国君孟昶和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夏夜在摩诃池上消夏的情形，突出了花蕊夫人美好的精神境界，抒发了东坡先生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和感叹。
    筠州守毛维瞻（字国镇）致仕，应老毛之情，东坡先生为之书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作为祝贺。
    这段时间，苏东坡分别给老朋友赵昶（字晦之）、王禹锡、滕达道、陈轼、堂兄苏不疑致简。比如，赵昶连任藤州守，王禹锡入太学，这些都是要致简祝贺的。
    俗话说，天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
    苏东坡的生活中也常常传来不好的消息，刘攽被贬衡州，路过黄州时来拜谒东坡先生。东坡作了诗，对其进行了宽慰。
    陈慥的哥哥陈忱（字伯诚）去世，东坡去信安慰了陈慥。杜沂（字道源）去世，东坡先生给其子杜传去了信进行了慰问。
    闲暇时，苏东坡给好友章惇去了信，详细介绍了自己谪居黄州的生活。他说，自己就住在东坡，开辟除了五十亩水田都种上了稻子，妻子在家养蚕聊以度日。
    这几天，一头牛差一点病死，兽医们都看不出是什么问题，而老妻王闰之却看出牛是在发豆斑疮。
    谁知，按照老妻的方法喂了青蒿粥后，牛竟然痊愈了。
    苏东坡对老朋友章惇说，之所以讲这件小事，是为了博得您在千里之外一笑耳！
    元丰六年，正月初三。
    四十八岁的苏东坡正在黄州贬所点灯会客，此时他的职位仍是：责授检校尚书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五更粥熟闻鱼鼓，起对孤灯与谁语。溪边洗钵月中归，还君罗汉君收取。”正月十五，东坡先生作《唐画罗汉赞》，悟清又自西蜀来到黄州。
    上次悟清被宝月大师派来向安州（今湖北孝感）的滕元发求书之时，苏轼还未自号东坡居士。
    近两年，东坡先生总要到黄州的东门外去寻春。今年的正月二十这一天，东坡又要复出东门，再次寻春了。
    “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对于这些琐事，东坡先生都用他的诗笔记录了下来。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起用。这年东坡先生再出东门寻春，在寻春里有希望朝廷再起用他的含意。
    以至于，有后世的苏学研究者感叹道：解杜玉解苏不同，杜无考，故易；苏事事有考，故难。
    这里的“杜”指的是唐代的杜甫，由于年代久远，杜甫留下来的史料较少。
    四十八岁的苏东坡，此时正患眼疾（赤眼病），并且还与家人们全都感染上了当地的流行病，以及卧床一月有余了。
    眼疾还未愈，东坡先生又被痰涌咳嗽所苦，难受的几乎无法承受。
    这时，苏东坡收到了二十四岁的毛滂（字泽民）寄来的《拟秋兴赋》，东坡先生强撑起病体，翻阅了毛滂的来信及文章。
    对于小毛的《拟秋兴赋》，苏东坡认为可以与古诗人相媲美（追配骚人矣）。因为，潘岳作《秋兴赋》时已三十二岁，而二十四岁的毛滂就敢于尝试作《拟秋兴赋》了！
    大寒时节，苏东坡步至东坡，作了一首诗赠给了巢谷。其中有“故人千钟禄，驭吏醉吐茵。那知我与子，坐作寒蛩呻”句，被指有嘲讽蒲宗孟的意味。
    说起来，这位“故人”蒲宗孟与眉山苏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阆中人士，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阆中蒲家和眉山苏家同属蜀地大户。
    苏轼的堂兄苏不欺娶了蒲宗孟的姐姐，而苏不欺的女儿又嫁给了蒲宗孟的儿子。
    这两段姻缘虽然没有直接与苏洵这一支发生关系，但也算比较近的姻亲了。
    苏轼贬谪黄州的这段时间，恰恰是蒲宗孟仕途的高光岁月，从元丰二年开始，他任神宗皇帝的翰林学士兼侍读，此后越来越受皇帝赏识，拜尚书左丞。
    别看苏轼与蒲宗孟的家族关系这么密切，但二人在政见和生活习惯上，却有着巨大的冲突。
    在政见上，苏轼一向反对新法，而蒲宗孟却非常支持王安石，试想，如非新法拥趸，在神宗一朝如何做到官运亨通？
    《宋史》上记载了神宗皇帝与蒲宗孟的一段对话。
    一日，神宗和几个大臣闲聊，感慨朝中没有人才，身为新党成员的蒲宗孟没有放过这个打压旧党党魁的好机会，立刻对皇帝说：是啊，很多人才都被司马光的歪理邪说给带坏了。
    神宗盯着蒲宗孟看了半天，说道：司马光的话是不是歪理邪说，我先不和你理论，我只知道，自我即位以来，只有司马光一人敢主动辞官而去，其他人如果坐到了司马光这个位置上，我就算逼迫他走，他恐怕也不肯走。
    皇帝的话，让蒲宗孟无言以对。
    而说到生活作风，蒲宗孟在正史上是有宋一代出了名的骄奢淫逸。淫逸或许未必，但骄奢却是被作实了的。
    《宋史》记载，蒲宗孟每天都要宰杀十头羊和十头猪，家宅中还要点着三百根蜡烛。有人给他提意见，说这样是不是太奢侈了，他还不高兴了，反问道：难道你想让我在黑漆漆的房子里忍饥挨饿吗？
    日常起居中，蒲宗孟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这老兄有个特别费水的洁癖——每天都要洗两次脸、洗两次脚、洗两次澡。
    洗两次脸和脚还算正常，但洗两次澡这事，放在卫浴设施并不那么发达的中古时期，就有些过分了。
    史载，蒲大官人洗澡时，身边要有好几个婢女服侍，每次洗澡要用掉五斛热水。
    宋之一斛相当于今之六十斤，五斛，即三百斤。也就是说，蒲大官人洗一次澡要用一百五十升水。
    对于这位远房亲戚的奢华做派，苏轼是非常不以为然的。有一次蒲宗孟给苏轼写信，称自己修身养性专研道家，小有所成。
    苏轼也没多问，就送了他两个字：慈、俭。
    话说有一天，蒲宗孟向神宗皇帝请示：陛下啊，我想给我那被贬谪在黄州的穷亲戚送点儿钱过去救济，您看可否？
    神宗听了哈哈大笑，笑罢反问：你们是同乡，又是亲戚，还是同僚，你现在发达了，资助一下老苏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难道朕会发怒吗？（传正请于先帝，欲寄金赒之。先帝笑曰：乡党亲旧，同朝僚友，以有余助不足，县官当怒之耶）
    巢谷到武昌车湖游览去了，东坡先生收到了王齐愈的信件，知道巢谷已于昨天和王天麟启程返黄。
    东坡知道，巢谷离开的这段时间，东坡上田地已经荒芜衰败，春笋也已渐渐老去，糕饼也几近吃完。自己的身体欠佳，气塞、咳嗽得厉害，几乎吃不下饭。因此，苏东坡盼望着巢谷能够快些回来，回来好陪陪自己。
    陈襄之弟、濠州知州陈章（字朝请）来简，还为苏东坡寄来了治疗眼疾的中药。在大多数人对窜逐的苏东坡唯恐避之不及之际，能收到朋友的书信，不免令东坡先生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暖。
    除了陈襄的弟弟，还有徐大受之弟徐大正（字得之）也与苏东坡频有书信往来。
    诗僧道潜（参寥子）不远万里来到黄州与苏东坡相会。此次赴黄州，在东坡住了整整一年，期间东坡先生陪他游览了武昌西山，二人作诗酬答，好不快活。
    闲暇之时，苏东坡又在雪堂里唱和了黄庭坚寄来的《食笋》诗，以及将弟弟子由答孔平仲的二首偈语书写了一遍寄给弟弟。
    四月十一，曾巩病逝。
    此时，由于苏东坡在黄州罹患赤眼病，逾月不出，竟被人误传也亡故了。甚至有好事者妄传，东坡先生与曾子固同日化去，就像李贺长吉死时之事，皆是上帝召他们而去。
    据传，神宗皇帝听到苏东坡已经死去的消息时，正在用膳，因之叹息再三，忽辍饭而起，曰“才难”！
    这还不算，神宗皇帝还分别向蒲宗孟与范镇等人证实这件事的真伪。
    范镇忙遣人携书到黄州去证实此事，东坡先生接到书信后竟抚掌大笑。放下书信后，东坡又与数位客人饮于江上。
    夜归之时，江面际天，风露浩然，遂作《临江仙》。其中有“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句，次日竟被误传苏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
    郡守徐君猷闻之，亦是惊惧不已。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