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祐元年，八月初三。
    三省（中国古代的官制制度，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完善于唐，宋辽沿用。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起草诏书、审核诏书和执行政令（决策、审核和执行），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个人专断的作用）同上司马光《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白劄子》，劄子中称，神宗朝初散青苗钱，本为利民，其后名为情愿，其实属于抑配，其弊甚多。台谏也屡屡上章乞求将青苗法的一应条例尽皆废除。
    但苏东坡收到劄子后，不敢擅自签批。于是他上奏朝廷，建议今后青苗钱不再发放，所有已经申请借过钱粮的人户，等到丰收之日分期偿还。或者请求圣上怜悯百姓们多年来的入不敷出，第四等以下的人户，所借的钱粮予以减免或废除。
    苏东坡上书后仅两天，青苗钱果然被废除。
    苏东坡上书为刘攽乞留朝廷这件事，刘攽在蔡州听说后，遣专使给苏东坡送简致谢。以居士的身份在佛教界有着很高声誉的张商英，想让苏东坡举荐他出任言官，苏东坡却没有照办。
    九月初一，忧国忧民的司马光在府邸寿终正寝，终年六十八岁。
    太皇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悲恸，哲宗也不住地流泪。当时正值天子亲赴明堂祭祀先祖的日子，祭祀完毕后，太皇太后与哲宗没有顾着接受百官的朝贺，而是直接来到了司马光的灵堂，哭得十分沉痛，随后还为之罢朝三日。追赠太师、温国公，赠给一品丧葬礼服，又拨给白银三千两、金帛四千匹作为丧葬费用，赠给龙脑、水银装入棺木。
    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官冯宗道为他护丧，将遗体运回夏县安葬，并为他的十位亲戚授了官职。
    据说，司马温公的葬礼，朝廷诏命“伊川先生”程颐主其丧事。
    大臣们举行明堂祭拜大典，但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前去吊丧司马光老先生。然而，程颐却提出不应该在明堂典礼之后再吊丧。他以孔子的“是日哭则不歌”为依据，认为参加明堂典礼后就不应再吊丧。其他大臣反驳说，“哭则不歌”并不意味着“歌则不哭”。
    而这一切都被苏东坡看在眼里，于是上前挖苦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叔孙通是秦汉时的儒生，刘邦称帝后，他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规章礼仪。鏖糟陂则是北宋都城外的一处沼泽地。整句话的意思是说程颐是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活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穷学究。
    苏东坡一说完，百官们哄堂大笑。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程颐和他的学生门人的脸都涨成了猪肝色。这本是苏东坡的一句玩笑话，尽管他也经常说自己是“鏖糟陂里陶靖节”，说他自己就是个冒牌的陶渊明。
    但是，天知道他的这句玩笑话对程颐来说太有杀伤力了。这一争议成为了程苏之间的矛盾的开始。苏东坡嘲笑程颐，认为这是无谓的固守古代礼法。这次争论，助长了两人的对立情绪。
    他们俩的另一次争议发生在国家忌日，大臣们前往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引起了苏东坡的质疑。东坡先生问程颐为什么要食素，因为他知道程颐并不热衷于佛教。程颐以礼法为依据，解释说守丧期间不可饮酒吃肉，而忌日可以看作是丧事的延续。东坡则以历史典故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作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这一次，宗教仪式引发了文化界的不和。
    程颐的身份，是司马光葬礼的操办人，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但更重要的是，程颐当时是哲宗皇帝的老师。就在这种场合之下，众目睽睽，百官和皇帝太后都在场，最主要的是当时在场的还有许多官员是他的学生，这不是被当众打脸么。
    所以，苏东坡的一句玩笑话，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苏程之间的梁子也彻底结下了。
    苏轼的这句玩笑话，彻底引发了洛蜀党争。后来洛蜀党争演变为“洛党、蜀党、朔党”三党之争的“元祐党争”。
    九月初六，哲宗皇帝举办了三年一度的亲祭明堂的庆典。
    其时上下大事都已就绪，慈爱的太后替皇帝总揽国政，四海之内相安无事，三方边陲没有战火，南北州县五谷丰登，于是恩赦天下。
    赦文由苏东坡起草，在此次恩赦中，苏迨蒙明堂恩也被授承务郎（皇帝的侍从官）。
    忙完了朝廷的大事，苏东坡终于抽出时间去会一会自己的文朋诗友了。
    首先是驸马都尉王诜，苏东坡在他的诗后发自内心地题跋说：自己被贬齐安，忍受饥寒贫贱固然罪有应得，但是贵公子王晋卿却被连累贬到武当，遭逢了同样的忧患实属委屈。好在王晋卿却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不失正道，诗词愈发地工整，此人大概就是孔圣人所谓的“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其时黄庭坚亦在朝廷，与苏东坡俱在紫微阁供职。
    钱穆父奉使高丽时获赠了一种猩猩毛笔，十分珍爱，因为想让黄庭坚作几首诗，就送给了黄庭坚一支。
    苏东坡见到这种猩猩毛笔后，爱其柔健可人意，每次经过黄庭坚的书案时都“下笔不能休”。黄庭坚当然不想忍痛割爱，于是将自己的一方洮河石砚赠给了东坡先生，东坡先生得到后高兴地作了砚铭。
    秦观在《淮海集·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学生对老师“器识”的评价可谓精准。
    适朝廷诏令推举学官，苏东坡还举荐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種担任郓州州学教授，所幸获得朝廷的批准。
    九月十二日，苏东坡又以试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宋除翰林学士，他官加知制诰者亦起草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虽皆起草诏令而亦带知制诰衔，称为内制）。
    至此，由从八品的团练副使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苏东坡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样的升迁速度，实在是史上罕见。
    《宋史·苏轼传》记载，苏东坡在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高太后曾问他：“年前你官居何职？”
    东坡回答：“团练副使。”
    高太后又问：“现在官居何职？”
    东坡心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嘛，但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翰林学士。”
    高太后接着问：“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升迁如此之快吗？”
    东坡心想，原来是要向我讨人情啊，于是回答：“那都是仰仗太皇太后的赏识。”
    但高太后说：“与老身无关。”
    东坡皱皱眉，回答：“那就是皇上的恩典。”
    高太后仍说：“也不对。”
    东坡不明所以，只能说：“莫非是有老臣推荐？”
    可高太后还是说：“并非如此。”
    东坡慌张了起来，赶忙说道：“微臣虽不足取，但万万不敢找关系走后门，通过旁门左道的途径升官。”
    这时候，高太后才不再卖关子，说：“其实，这是先帝的遗愿。先帝在时，每当吃饭时突然停下筷子，必定是在欣赏你的作品，每当诵读你的文章，先帝必定赞叹：奇才！奇才！只可惜，没有机会重用你……”
    言到此处，高太后和苏东坡双双落泪，悲痛不已。
    读到此处，相信很多读者会提出质疑：苏东坡一生仕途不顺，不都是拜宋神宗所赐吗？怎么又说如此赏识苏东坡呢？
    其实不然。据史料记载，苏东坡被贬黄州期间，一次宋神宗在读偶像李白的诗，大为赞赏之余，问身边侍者道：“我朝之中，有谁可与李白相比？”
    侍臣回答：“苏轼可与李白相比拟。”
    没想到，宋神宗却摇摇头，说道：“你说得不完全对。朕以为，李白虽有苏轼的才气，却无苏轼的学问。”
    言毕，脸上尽是骄傲之色。
    由此可见，在宋神宗心中，苏东坡是超越李白的“千古第一才子”，是整个大宋王朝的骄傲，他不重用苏东坡，只是因为他支持变法，必须打压保守派，再加上苏东坡确实过于敢怒敢言，触了龙鳞。而实际上，宋神宗对苏东坡是推崇备至。
    苏东坡对于自己这种被火箭式的提拔速度，加之兄弟俩一起进用的罕见情况尤其感到心里不安，恐遭朝堂上下的嫉妒。于是，苏东坡诚惶诚恐地向朝廷连上两道辞免状，希望陛下及太皇太后体谅自己的良苦用心，特准许收回恩命。
    朝廷当然没有允许，而是以国家社稷大业为重等理由，让苏东坡能顾全大局为国出力。东坡只有上表谢恩，接下了这副重担。
    苏东坡的任命一下达，林希（字子中）发来了贺启，晁补之亦上了《白紵辞上苏翰林二首》。苏东坡自然不会忘记提携自己的另一个学生黄庭坚，因为在他的眼里，黄庭坚的孝顺爱友之行，向上可与古人相比。其华美的文辞，妙绝于当世。因此，他向朝廷特地举荐了黄庭坚来代替自己原来的职位。
    对于了元（佛印）这位活泼有趣的“最佳损友”，苏东坡还是忍不住去信向他诉说了近况。
    东坡先生说，自己宠受皇恩，得以置身翰林、进出朝廷，这乃是作为儒士的极大的荣耀。同时，自己之所以得此殊荣，另一方面也是得福于了元禅师善意的祈祷。天气尚热，他请老禅师千万要保重身体。
    正当苏东坡在翰林学士的职位上屁股还没有捂热之际，监察御史孙升上奏朝廷，说任用苏东坡的官职应以王安石为戒，不可再加进。
    老孙认为，苏东坡这个人，论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所以，此前就不能很好地保持自重，以至于讥谤朝廷得罪于先朝。如今起自谪籍未曾逾年，竟被擢为翰林学士。在这个职位上讨论古今、润色帝业，可谓是极其任也，说啥也不能再擢升了。若是让他辅佐经纶，则陛下应吸取王安石的失败教训！
    孙升还说，王安石在翰林学士位上还算是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就开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像王安石这种人就只可以为翰林，而苏东坡也不过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