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春天，老苏父子三人正式动身。

    过成都时，父子三人先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说明苏老泉绝非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张知州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氏父子，还修书一封，将苏洵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荐给了欧阳修，并勉励苏轼兄弟抓紧复习准备六科考试。

    六科：唐宋时科举取士的六种科目。

    唐六科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到了宋景德、天圣年间时，其六科为：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博达坟典，明于教化；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详明政理，可使从政；五、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六、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到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及海南时的绍兴年间，又以文章典雅、节操方正、法理该通、节用爱民、刚方岂弟、智勇绝伦为六科。

    对于六科这种“小儿科”，苏轼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风拂面中兄弟俩得空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极乐院，观看了卢楞伽笔迹。

    卢楞伽，一作棱伽，唐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自汴入蜀，为画圣吴道子弟子。画风细致，咫尺间山水寥廓，形象精备。尤擅佛像、经变，画过许多壁画，肃宗乾元初(75在成都大圣慈寺，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颜真卿题字，时称“二绝”。

    嘉祐元年三月是闰月，闰三月，三苏父子从成都启程，走陆路，经过剑门关，先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游览了崇寿院，再经扶风县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走到河南府的渑池县，在一个县中寺舍里留宿时，还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了首诗（这首诗后来一度还很出名）。

    三四个月的舟车劳顿，五六月间终于抵达京师开封。

    关于苏轼这次的陆路出川之行，历代的史料中记载均不详，只能大致叙述一个轮廓。耕文轩主人认为，主要是陆行骑驴较为颠簸，没有舟行闲适，写诗极为不便，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多少文字，就使得这次陆行出川显得较为扑朔迷离。至于专家学者对此行程的更为高深与离奇的推断，不知道最终能得出什么一个有别于我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时正值大雨天气（苏老泉在给韩琦的书信中有提及），苏氏父子只得暂时借住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当，苏洵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然后又将所作的《洪范论》、《史论》呈给欧阳修。作为当世文坛一哥或二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阅后如获至宝、大加称赞，称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于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欧阳修又连忙上书朝廷极力推荐苏洵入朝为官，有着欧阳内翰的亲力举荐，一时间满朝文武争相一睹苏老泉的风采，并对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苏老泉的声名在京师文人圈子甚至权力圈里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朝廷发榜，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等人考试开封举人。

    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朝廷命官：

    范师道字贯之，吴县（今苏州市相城区）人，范仲淹的老乡，侍御史。

    王畴字景彝，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开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阁。

    胡俛字公瑾，侍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韩彦，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贤校理。

    立秋后，苏洵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

    应开封府解，着苏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彦祖）、顾临（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试景德寺。也就是到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考试，这说明不管什么人推荐，就像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一样，北宋的官场也需要走流程，——主要还是堵别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王禹偁曾孙。

    顾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胡宗愈，常州晋陵（今常州市区）人。

    参加考试前，苏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馈赠，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

    诸葛笔，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诸葛氏制笔有术，技艺精湛，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是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的制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

    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考试。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苏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苏轼书写。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是苏轼父子标准的老乡。

    受到欧阳修激赏的苏洵，又再接再厉地上书《上韩枢密书》、《权书》于时任枢密使的韩琦，与之论及制兵之豪纵在厉威武（此人拉关系的能力着实不一般，读书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鸡血一般的苏老泉认为：

    当世之大患为大臣都爱好声名而惧怕讥谤，好名则会多树私恩，害怕讥谤则会执法不坚。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则呢？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老苏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密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苏洵旁敲侧击的对象是大将军狄青。

    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这里只是人云亦云。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是北宋一代名将。

    作为枢密使的韩琦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不会听信苏洵纸上谈兵式的的一面之词，因此，对于苏洵的上书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读书人的理想就与致仕紧密相联，苏洵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张方平从益州调任京师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见。（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在张府上，张安道（方平字安道）微笑着问这位老朋友苏老泉道：

    令公子近来所读何书？

    老苏赶忙答道，犬子这段时间在重读《前汉》。

    张安道又问，全书看完过两遍了吗？

    老苏归家后以此询问苏轼，苏轼不屑地说，此老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读过三遍的吗？

    后世有人评论，小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要知道张安道当年曾借过别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还，说已近看完，此人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就连前辈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传苏老泉曾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张文定（张方平的谥号），张文定趁苏轼兄弟正在准备科业考试，有意出题考一下他们，因此共出六道题。令人拿给苏氏兄弟去，而文定却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窥视。只见两兄弟得到考题后，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苏辙在一道题上有疑问，指着给哥哥看，哥哥不言，只是用笔管敲了几下桌面，说“管子注”，苏辙还是没有听明白，哥哥就用笔将此题目勾去，然后就一挥而就做完了题目。张文定读完了苏轼的文章后，更为惊喜，原来被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并无出处，只是为了考验苏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题。

    次日，张文定见到了苏老泉，不无惊喜地说，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只不过大儿子明敏可爱，但小儿子却是少年持重，日后的成就可能要高过其兄长了！

    张方平这个人很有气量，在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作诗被朝廷诬陷下狱治罪时，张方平也受到牵连，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所以苏轼终身都很敬重他。

    在京师开封，兄弟俩业余时间聚到一起，潜心于研读探究《公羊》《毂梁》《左氏》三传。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书读多了，对不学无术之辈，六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往往看不上眼，苏轼兄弟同样也对京师那些醉生梦死的富家子弟侧目而视。“颇见纨绔中，齿牙厌梁肉”

    嘉祐六年正月初六，由翰林学士欧阳修（字永叔）主持的贡举开考，翰林学士王珪（字禹玉）、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字公仪）、知制诰韩绛（子华）、集贤殿修撰范镇（字景仁）这几个人协助知贡举主持本届考试。《宋史·选举志》：凡进士，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

    参加省试的苏轼撰写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由于当时的士子崇尚的是险怪奇涩的文风，还美其名曰“太学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都对此深恶痛绝并大力加以抑制，因此但凡是遇到这类考卷，一律会被淘汰掉。最离谱的是这类考卷甚至出现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枰图”、“禹操畚锸”、“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

    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面对千人一面的诡异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这种危险的局面。梅圣俞当时与欧阳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

    欧阳修非常惊奇，以为遇到了异人，第一念头就是将此人录为头等，但又转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对每年的头名状元格外敏感，同时又有预感是自己的门下士曾巩（字子固）所作，要是录为第一，那么就会在官场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只好忍痛割爱将此人录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