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在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著赠予苏老泉。

    老泉兴余，专门回赠了怀琏——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给怀琏的诗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之所以在此处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业余时间还经营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起名分别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也算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到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被装订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里面充斥的均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有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几百年后苏轼也成了所有知识分子争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县的副职升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榜出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谢表中说，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笑的不过是遇到了愿意原谅我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我认为有些虚伪了，但苏轼在当时不这样定然也是不行的。

    这一时期，苏轼曾去踏访一位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听张医师说了一件奇事。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璐经此冢，想收拾儿子的骨殖，发现儿子还活着。看见父母便爬过来。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孔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长大后不娶妻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祐六年，有苏轼当时做的记录为证。

    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算是领教了！

    接着，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就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无上满足。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

    走之前，苏轼专门到父亲苏老泉寓所向父亲大人辞了行。

    同行者有马正卿，苏轼后称其马髯，马正卿后来成了与苏轼相交20年的老朋友，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

    于是，他请求黄州太守徐君猷，将黄州东面的几十亩荒地拨给苏轼。这本是一块无用之地，徐太守很快就答应了。马正卿首先帮苏轼造了房子。房子在大雪中竣工，苏轼将其取名“东坡雪堂”，并亲自写了这四个大字作为匾额。苏轼还在雪堂的墙上画了一幅有森林、河流、渔夫的雪景壁画。

    第二年开春，马正卿又找来了工人，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还栽上了树。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

    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苏轼与自京师一路送行到此的弟弟苏辙别于郑州的西城门。

    当苏轼回首张望时时，弟弟苏辙被一望无际的坡垅所遮挡，仅能看到弟弟头上戴的乌帽一会出现一会又不见了。

    后人许彦周从苏轼兄弟的感情出发，评论这一可泣鬼神的场景堪比《国风·邶风·燕燕》中描写妹子远嫁的场景：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苏轼赴任陕西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其弟苏辙难遣手足之情，写了首《怀渑池寄子瞻兄》寄赠。苏轼当即做了首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回赠。

    《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是一首极具哲理的名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全诗动荡明快，意境恣逸，是苏轼七律中的名篇。

    其中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句，是苏轼依苏辙原作中提到的雪泥引发出人生之感。查慎行、冯应榴以为用禅语，清人王文诰已指出二人的谬误，说此语实为苏轼所做精警的譬喻，故钱钟书《宋诗选注》指出：“雪泥鸿爪”，“后来变为成语”。纪昀也评此诗：“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

    到了长安，苏轼拜访了翰林侍读学士、尚书礼部郎中、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字原父），刘敞时任长安守，特意流苏轼痛饮了数日。

    此后还与刘敞同游麟游县东的石林亭，参观了刘敞所收藏的唐苑中石。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十二月十四，苏轼到达凤翔府签判任上，第二天就很快办完了交接手续，接着上了到任谢执政启，这也是当时的“政治规矩”。

    凤翔府属陕西路秦凤路，辖十个县：天兴、岐山、扶风、周至、郿县、宝鸡、虢县、麟游、普润、好畤。苏轼所供职的签书凤翔节度判官厅，兼管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曹文书。内有衙署办公处，平时最为繁忙。尤其是要把从山上伐下来的木材编成竹木排，东下渭水、黄河外运。还得火速运送粮草至陕甘宁边区，不时要加强黄河的防务等工作要做。

    苏轼到任时，郑州荥阳人宋选（字子才）接替了崔峄知凤翔府，宋知府对苏轼很厚待与关照。

    为什么？

    原来至和三年，苏轼从四川老家进京考进士经过凤翔府的官舍时，里面曾简陋得无法居住，自从当年八月宋选到任知府后就立马动工修建，宋公是那种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快乐做事的仁爱君子。苏轼对此公十分钦佩，后来还专门写下了《凤鸣驿记》，记录了宋公的风范。

    宋选有两个弟弟，名字也极具当时的特色：宋道和宋迪。儿子叫宋子房，字汉杰。苏轼后来与这父子叔侄四人皆有交往。

    太原人王彭（字大年）其时为凤翔府监军，他是王全斌的曾孙，王凯的儿子。

    王全斌宋初平蜀有军功，而王凯数战败赵元昊，有边功。作为武将之后，王彭亦边功卓越，但上面却没有赏赐，王彭却不以为然，这一举动自然深得苏轼的钦佩。

    王彭也非常喜爱苏轼的文章，一旦苏轼有文写成，王彭就抚掌欢然终日。苏轼刚开始并不懂佛理。王彭就给苏轼讲了很多他所知道的佛法大略。

    俗话说，近朱者赤。以至于后来苏轼喜好佛书，也有可能是受到了王彭的影响。

    有趣的是，“他乡遇知己”的段子也绝非空穴来风。

    苏轼到任后才知道，滁州全椒人张琥（后改名为张璪）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的州县属官），而胡允文（字执中）正出任凤翔府属天兴县的县令。

    胡允文年轻时就曾师从过苏老泉，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府，才第一次见到了胡允文本人。后来胡允文无故被罢黜，再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胡允文的小儿子又在徐州府任刑狱司掌书记，胡允文又跟随儿子来到徐州居住养老，与苏轼再次有了交集，两家可谓是家族的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