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翔，苏轼初识文同。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

    在苏轼眼中，文同“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

    据传文同是苏轼的姑表兄，大苏轼十九岁。在诗书画全能型人才方面，苏轼与文同齐名，巧的是二人不仅是亲家（苏辙之长女苏氏，适文同第四子文务光，字逸民），情同手足，并且同为“竹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句话，既是苏轼的自况，也是评点自己那位亲家。

    据说，苏轼画竹，追根溯源，也是受文同“传染”，并且还是文同授之以技法。苏轼也公开表示，“与可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在凤翔，苏轼闲来还曾与弟苏辙写诗唱和了“木山引水”园中景观，但“木山”究竟为何物，只知道是父子嘉祐四年江行赴汴时，杨绛赠给父亲的物件。

    兴州（今陕西略阳）太守晁仲约（字延之）工于文学，与王安石、苏轼、文同等都有文字交往，听说晁新开了一处晴碧亭的东池，司马光、文同与苏辙都分别题了诗，自己也题了一首。

    在凤翔时，开元寺老僧曾授以苏轼一本介绍烧金方术的书。后来，架不住知府陈公弼的苦苦相求，将书传给了陈太守，结果陈公弼因此受损。此说与陈公弼的个人品行虽不相称，但故事却是出自苏辙著述的《龙川略志》介绍，想必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大致情节苏辙是这样说的：

    我的兄长苏子瞻，曾在凤翔府扶风县干过公事，那里的开元寺古壁画很多。而子瞻与父亲一样从小就酷爱书画，因此公务之余，常常一个人骑匹马就进寺赏画，有时候竟会沿墙转来转去专注赏画一整天。

    有一次，寺里两位老僧出来向苏轼作揖道，贫僧的小院就在不远，不知能否光临赏光？

    苏轼去了之后，老僧说自己有一种用朱砂将淡金提炼成金的方子，通过暗中观察很久，发现苏轼是个可传授之人。苏轼道，我不好方术，即使得到方子，也不可能去炼金。

    老僧非常满意道，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

    老僧又道，此方非不传人，以前曾传授过人，但得方者往往不是命丧就是对丢官，因此不敢轻易传人。

    当苏轼打开书看时，里面介绍说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再掺杂其他几样药石在坩埚里煅烧，杂质就会析出，但金砂不会损耗，反复几次后直到金子色匀乃成。

    后陈公弼知道了此事，便向苏轼索要此方，苏轼无奈献出此方，遂百般告诫陈公弼不要试方，陈公虽口头上答应，但私下里却乐此不疲地炼金，以至于陈公弼果然五脏六腑败坏后死去，苏轼也深为自责。

    后苏轼在黄州遇陈公之子陈慥，方知是他爹陈公丢官后在洛阳没钱置办田宅，才大量地炼金，以至死亡。

    关于苏辙在书中亲口讲述的这件事，我始终难以完全相信。

    也许是始终对陈公弼印象不好，将灵异古怪之事转嫁到陈公弼身上也未可知，但这件事反映出来因果关系的确是国人古往今来相对认同的逻辑。

    在凤翔府任上时，妻子王弗常常劝苏轼谨慎行事与交游，每逢苏轼外出归来，她就会问的很仔细，说，你远离父母，处事不能不谨慎。不仅如此，还常会用公爹的告诫去提醒苏轼。苏轼与客人在外面交谈，她就会站在屏风后面静听，客人走后，她就对苏轼说，某某人说话两面讨好，某某人与人能很快成为密友，这种人与人结交的快，背叛的一定也极快。

    事后，苏轼后来见到的事实果然就和王弗说的一模一样。

    凤翔府苏轼住所的一棵古柳下，每逢下雪总有一尺见方的地方不会存雪，天晴后那块地方也是鼓起数寸，苏轼想挖开看看是不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王弗这时候就对苏轼说，如果婆婆在的时候，肯定不会挖开！

    苏轼只好惭愧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凤翔时，苏轼曾经与一位洛阳叫董传（字至和）的人相熟，其时董传作的诗闻名于时，所以苏轼就会在闲暇时与董传谈论一下诗词。

    在杜甫的一首诗《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里，苏轼觉得“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这一句太平常了，大诗人原来也会在诗中出现平常的句子。谁知董传听后笑笑说，这两句感慨大概就是为你而发的。就是说，大凡人写诗，用的意一旦太深别人就很少能领悟，这就是所以用心独苦的原因。

    不仅如此，苏轼还与凤翔人魏起（字兴叔）谈论过杜甫多个版本中诗句的舛误。我们知道，苏轼的诗多从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诸人传承演化而来，因此可以看出，苏轼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地在学习着杜甫老先生等人的诗。

    在凤翔时，武功令太原人王颐（字正父）与苏轼相结识，后来两人日渐相厚，王颐曾亲采绛县澄泥与建州龙焙山的苍石制砚，馈赠苏轼，后者被苏轼命名为“凤咮砚”。苏轼爱砚，分别在砚上做了铭，铭文都流传了下来。

    王颐还送过苏轼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只不过后来苏州报恩寺重修古塔，苏轼手边没有舍利可施舍，就把这只铜盒施舍出去了。

    在凤翔，苏轼还曾花十万钱从一客商手中买下四块画板，四块画板上是吴道子的亲笔画的四位菩萨像。

    据说这四块画板是唐僖宗广明之乱时，有位和尚从黄巢的兵火中抢出来冒死背到凤翔的，和尚后来死在了凤翔府的乌牙僧舍，等苏轼看到时，画板已存放在凤翔一百八十年了。苏轼将此四块画板献给了自己酷爱字画的父亲苏老泉，老泉死后，苏轼应乡僧宝月大师惟简的请求，又将此画板全部施舍留给了惟简所在的寺院。

    在凤翔府期间，苏轼兄弟往来唱和的诗文，被兄弟俩编成了《岐梁唱和诗集》，这里的“岐”指的是凤翔，“梁”则是指京师开封。在今天的苏轼文集中，保存下来的共有一百一十二首之多。

    在凤翔时，苏轼与终南山下得到一件古器，刚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它的铭文中有“宝尊敦”三个字，所以才知道这东西是尊敦。敦，中国古代食器，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梁等作物。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在凤翔时，苏轼书写过楚辞一章，书体似钟繇形体，用笔得心应手，可见那时候他的书画水平已经绝出世俗了。

    在苏轼眼里，世上还有一种神仙般的生存方式，那就是酒仙。

    所以，当他看到凤翔一个村邸的墙壁上有一首小诗时，赶紧地就抄录了下来：“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到了南宋时期，诗人范成大也据此作了首《题醉道士图》：“蜩鷃鹏鶤任过前，壶中春色瓮中天。朝来兀兀三杯後，且作人间有漏仙。”从词意上看，完全是未脱苏轼录诗的窠臼。

    在凤翔时，苏轼曾与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张舜民从游。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诗人陈师道之姊夫。

    离开凤翔去长安时，苏轼曾拜访过石苍舒（字才翁），此人是关中最有名的书法家。

    应石苍舒之邀，写了几幅字，并在后面表达了自己的书法观点。此时的苏轼认为，王羲之在王献之正在作书时从身后拔不出儿子的毛笔，便知道儿子日后必成大器这种论调不对。在苏轼眼里，精于书法者，并不在于握笔牢固与否，若是那样，世界上有力气的人就没有不擅书的了。只有不受约束地听任笔毫的走向而又不失去法度，才是得到了书法的真谛。

    苏轼在阆中人陈汉卿（字师黯）家，见到一副吴道子画的佛像，已是极其残破不堪。

    陈汉卿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好古书奇画，每倾囊购之。汉卿有一子名陈安期，苏轼也见过。但是此画像面前的一只手却是精彩动人，另外嘴唇上也并无点墨，所以如同活人。

    等到苏轼再一次见到此画像，就是在京东西路转运使鲜于子骏的家里，这时候画像已经被装裱完好了。不过，苏轼在家里和他在外边见到过的吴道子画像虽多，但苏轼却认为世上所流传的吴道子画，多摩自朱繇之手。

    朱繇，五代时后梁长安（今西安）人，工画佛道，酷类吴道子。

    苏轼第二次到长安时，在母清臣家里与王颐见了面，并给王颐的《醉士图》写了跋文。后又和了董傅的一首留别诗，本来和诗就和诗了，对于苏轼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这首和诗里，有一句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后半句：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苏轼在凤翔府任上的八月十五，赵令畤出生了。

    赵令畤，初字景贶，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孙，元祐六年签书颍州公事，时轼为太守，荐其才于朝。

    后有人评论：“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之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