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当苏轼的奏议刚刚送达朝廷，宋神宗看过后，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看到苏轼，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只得”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竦然接受说，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的皇上在便殿里召对苏轼，苏轼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年2月），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有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深入观察了一年，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买灯，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这里苏轼留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小也不小，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不值几个钱。这也说明神宗皇帝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考虑问题很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的口粮，大老远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

    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于是苏轼耐心向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谁知，过了不久，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士，热情满满）。

    苏轼非常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因为军事与外交等重大的工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原因无法耕种。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的兵权。

    但是，此举虽然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一面。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被洗过脑的像苏轼的这类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例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宋人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里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

    又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道，苏轼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说，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说，京师尚没有人选。

    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曾公亮登进士第，授会稽知县。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在嘉佑六年(1061年)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宋神宗即位后，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之后因年迈罢相，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又判永兴军，最终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是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王安石道，苏轼没有外放过，居京不会长久，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

    王安石赶紧说，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以苏轼的个性，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坏了变法的大计！

    陛下用人，必须要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因此断不可轻用！

    君臣的这一番对话，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就多了一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