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苏轼在与朋友们的留别作诗之际，这年秋天（熙宁三年），他大伯苏澹的孙子苏林卒于京师。

    大伯苏澹早亡，大堂哥苏位去世时，侄子苏林才二十岁。去年在给堂兄苏不疑的信中，苏轼还在夸赞十六郎（苏林的小名）学业有进，已经参加解试。谁知今年，这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就已经撒手西去了。苏林生前在京师薄有田产，靠收房租为生而长久居住在京师。死后由苏轼、苏辙等长辈们操持，葬在了京师的西郊的八角墓地，这次为办理十六郎的后事，苏轼还专门请了朝假十天。

    十月初一，苏轼与老表文与可与一众朋友闲聊，这时座中的宾客争相索要文与可的草书作品。有苏轼在场，众人自然不会放过要苏轼作跋文的机会。

    当文与可的草书作品迅疾如风般书就之时，苏轼捻管沉思后，挥毫写道：想当年南康建昌（今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人李常（字公择）初学草书之时，遇到不会草法的字，就用楷书、行书的写法掺杂进去，刘贡父将此戏之为“鹦哥娇”。因白居易《池鹤》诗中有“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句，“鹦哥娇”意指鹦鹉学舌，有贬损之意。

    后来，李公择的草书学有所进，又问苏轼道，我的草书比以前怎么样？

    苏轼看到惟有少数字能得草书之体，就说现在已经可以称作“秦吉”了！

    秦吉，又名秦吉子、海南八哥，鹩哥属雀形目、椋鸟科，鸣声婉转，能模仿人语，是闻名于世的玩赏鸟之一。苏轼的弦外之音是以前是鹦鹉学舌，现在已经能像鹩哥那样说上几句人话了（弦外之音是说，还是不咋着）。

    十月二十二，范镇以退休了的户部侍郎身份获准退休。

    这个人与苏轼的关系也很铁。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制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其中甚至用了“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之类的言辞。

    据传，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他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

    直到后来，因为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这件事，令范老先生非常头疼。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看到苏轼被人诬陷，这时候的范老先生坐不住了，他舍上老脸又向神宗皇帝上了奏章，极力地为苏轼辩驳。

    范老先生在奏章中说道，苏轼这位青年才俊我是非常了解的。治平年间，苏轼父亲客死京师时，先帝曾赠与绢百匹，银百两，苏轼都坚辞不受，而是仅向朝廷请求赠与亡父一些身后的名节。

    先帝当时对苏轼兄弟的孝行非常嘉许，就赠其父苏老泉光禄寺丞（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相当于部级，丞则相当于司级）的名号，又敕命各路、各州县的官府衙门沿途准备官船人等护送回川。

    当时，韩琦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家兄弟皆婉辞不受。老夫从这些个事例中就能大概地看得出苏轼的风节了。今天竟有人诬陷说苏轼用官家人船贩运私货，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不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起初，朝廷没有批准。

    后来，范老先生又接连上书奏请朝廷承认苏轼无过，还上书痛斥了王安石集团的厚颜无耻之举。神宗没法，只好批准了。老先生终于光荣地退休了（遂落职致仕）。

    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于是，范老先生就开始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直到后来苏轼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徙到许州居住。

    当然了，这是后话。

    二十八日，苏轼又给二伯家的堂哥苏不疑（从名字的字面意思可知，大概是此人不会去怀疑别人）去了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近况：

    苏轼说，自从身处京城二年有余，因为自己议事愚拙，得罪了不少的权贵。近来，朝廷已在着御史收集和检举自己的罪状，还要被送到管事的衙门去考察。所幸查来查去，所谓的罪名都不存在，朝廷只好作罢了，可以想象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了。

    苏轼又对二堂哥说，去年五月王闰之又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就取了个叫“叔寄”（也就是后来的苏迨），如今也学会走了，非常可爱。苏辙去年八月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也生了一名女婴，取名宛娘。

    至此，由于范镇举荐苏轼所引发的风暴，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宣告平息。

    但在苏轼眼里，自己此次遭致弹劾，乃是以虚名而受到实祸，然而古往今来，往往君子们所追求的忠义之道都是极难达到的。以至于自己想到这，今后也绝不会再为此事所屈服。

    十一月二十，和苏轼同年考中进士的同学章衡（字子平）要以右司谏（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直集贤院的身份出任郑州知州。

    对于这个老同学章衡状元，苏轼是极为赞赏的，当年一同考试时，张同学考了第一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是精美，经史子集的学问也很丰富。从政后，处理起政事来机敏有加，谨守正道。平时行事谦虚，绝无一丝浮躁的行径。可就是这位优秀的同志，却因困顿于基层政府的事务之中，没有得到天子的器重。

    如今，老同学要平步青云了。所以苏轼与很多老同事，相聚于观音寺的禅院之中，要为章衡同志赋诗饯行。只是不巧，这首诗作如今已经散佚无存了。

    但是，关于章衡这位同志，可以举例简述一下此人的：

    我们所熟悉杭州西湖中的苏堤，都知道是北宋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所修，后人念其功故命其名。但是工程的最初倡议者却不是苏轼，而是他的好友章衡。

    在西湖治理的过程中，苏轼还曾给章衡写过一封求助信。说您劝告和鼓励我治理西湖，现已着手并已初具规模，想必您一定会不惜余力继续帮助我的，请您将贵府罚没的船只尽数给我，多多益善，我大约需要四百只，请您派人送来。本州别的东西还好，就是缺乏士兵，也请您一并帮助。

    当时正在着手治理西湖的苏轼，言辞中已经透露着急切与不容置疑的语气。由此可见，章衡在西湖的治理上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送走了老同学章衡，两天后，苏轼又给二堂哥苏子明去了信。

    信中说了一些家常话，诸如最近因为侄子十六郎（苏林，苏位之子）的丧事，专门请了十天假，昨晚才从八角（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南的八角店）墓地回来，掩埋墓穴等事已经完毕，前去吊唁的人都非常殷勤周到。除了极个别不太实在的老滑头，能送灵柩到墓地的人有十多个。

    另外，在信中苏轼又提及他自己因为愚拙，惹恼了当权者，以至于被孤立而形单影只，每天都要防着因此获罪，自己最近已把寓所从南园迁到了宜秋门外了。可以看得出，苏轼在京城的衙门里过的并不痛快！

    腊月十一，韩绛被任命为丞相。

    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亿第三子，也是一名标准的官二代。韩绛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当时的状元是杨寘，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同志。这么一说，韩绛还是王安石的同学。

    在苏轼眼里，韩绛能作为群臣之首，实在是实至名归。

    在苏轼上的贺启里，说韩绛作为宰相兼昭文馆大学士十分完美。还说他勤勉不倦有申伯的声望，堂堂正正具有汉相的风范。（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汉相之风）

    这里的“大学士”是古代官职，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曾先后置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集贤院大学士。唐代的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领，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宋代也曾仿唐制，搞过一些大学士称号，同样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但兼任者却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临近年底，苏轼不再任开封府推官，但依旧在告院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