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称奇的是，沈括不仅能作为一名政客混迹政坛、参与变法。作为一名外交官，出使辽国也能寸土不让。作为一名军事家戊守西夏，其功名与战绩亦能声名远播。老沈还在数学、磁力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历法、地形、地图、水利、医药、经济、军事、音乐、书画等等领域，都有着无比精深的研究。

    沈括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的命名，在世界上最早经实验证明了磁针“能指南，然常微偏东”，即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全重合，存在磁偏角。甚至还撰写过音乐方面的专著《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等著作，可惜没有流传到现在。

    这种“达芬奇式”的全才，用石油大量制造并命名为“延川石液”的墨块，就连苏轼用后都评价其“在松烟之上”。只是因为后来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之需，挤兑了苏轼，令我们的“苏粉”们不满了。

    好在此时将要外任的苏轼，与大科学家沈括还并没有什么恩怨。

    后来的沈括，也有了和苏轼一样的经历：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到随州后，寓居于法云禅寺，无亲无故，且行动受到很大限制。随州的三年是沈括一生中最忧伤、灰暗的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对从政萌生出一丝“悔意”。不过，这种所谓的“悔意”是否与苏轼的遭遇有着关联，我们却不得而知。至少，我们在存世的苏诗中，鲜有沈括的影子，更别说诗词的唱和了。

    苏轼与沈括在馆阁中作为同事在一起的日子是极短暂的，随后，苏轼即将到沈括的老家杭州任职了。

    七月间，苏轼将要离开京师，因此有许多朋友要一一辞别。

    首先是王懿敏公王素，是苏轼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从在成都是结识，到今天离开京城要到杭州赴任。

    苏轼来到了王大人位于京师的府上，与之饮酒到黄昏方散。

    席间，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当时的时事。王公愤愤地说，我已年老了，恐怕看不到新法遗留下来的害处了，你要好自为之，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苏轼离开京师前夕，又当面辞别了李大临，想当年张方平按照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老张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人感情，张方平顺带着把苏辙也带到了陈州，出任陈州教授。

    所以，苏轼当面告诉李大临，这次赴杭州，要先到陈州与张大人和苏辙在一起住上一段时间，好好地叙叙旧再喝上两杯。

    当苏轼到宰相曾公亮处辞别时，曾公亮发自肺腑对苏轼说，我受知于张公（张方平），所以才到今天的地步，是全凭张公的恩德啊！后来，苏轼见到了张方平时向其打听这件事，张公颇为惆怅。过了好久才说，我当时是秘密地推荐曾公亮，当时绝对没有人知晓此事。

    ——难道说是仁宗皇帝告诉他的吗

    苏轼这才知道，当时的仁宗皇帝是多么的信任与倚重张方平大人啊！

    苏轼在杭州通判的任命下达后，去向朝廷谢恩之时，在殿门外遇到了同日上朝谢恩的临淮郡通判赵庾（字成伯）。临淮郡，郡治在今天的江苏泗洪县南。

    赵庾这个人，苏轼早就相识。

    那是在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到了眉山，两人从此结识。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作诗极少，但有时也会稍作一点。

    据苏轼自己写给友人的心中吐露，之所以有时候会偶尔再写几首诗，主要是自己的情志不够畅达，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抒发情怀的渠道而已。

    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堪称是君子之交的好搭档。

    王驸马常会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比如茶叶、药物、宣纸、笔墨、砚台、鲨鱼皮等物品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要知道，这在当时都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回想在京师上班期间，苏轼常常到静因院去参悟惟湜法师的高妙言论与超绝境界，如今要离开了，心中仍是念念不忘，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政务的羁绊，真想再次去聆听大师的教诲。

    在京师时，苏轼还与薛向（字师正）有过交往，当时薛向任江淮荆浙发运使（掌经制钱及和籴之事）。正是有着老薛的鼓励与支持，苏轼才有胆量敢于直接上书朝廷对当前的时政仗义执言。

    还有，苏轼闲暇时还曾与陕西都转运使孙永谈论过养生方面的问题。

    在养生方面，苏轼认为，被养生家称为“黄婆”的脾脏，只要调养得好就能长寿，调养不好就会短寿。脾胃安好，百病不生身康体健。

    苏轼为此还曾向江南的一位老寿星请教过长寿的诀窍，老寿星告诉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就一条，不喝或少喝汤水，口渴的太过时也不过是用水沾一沾嘴唇，也就是现在人说的平常少喝或不喝水。

    在专家、养生家盛行的当代，这一观点我不敢去评判其优劣，至少还没有经过当世所谓的问卷调查之类的论证。

    但苏轼很赞成这一观点，并且坚定地认为，脾胃怕湿，喝水少了，才会胃气强盛，体液才会运行自然。即使冒着酷热运行，也要保持脾胃不能湿，千万不要总想着喝水，如此这般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至少是有点另类的理论）。

    苏轼还与王安石的大弟弟王安国论过诗。（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苏轼还是很会搞关系的）

    王安国，字平甫，此人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因不愿倚仗其兄王安石之势谋取功名，因而未能中第（好难得哟）。熙宁元年（1068）经朝臣——三司使韩绮的举荐，再经神宗召试，才勉强地被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此时的王安国已41岁，方从布衣入仕。

    因他是王安石的胞弟，熙宁四年任满回京时，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这一票很重要）。

    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对变法由不理解到反对，因而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和曾布也很有意见，当王安石劝他少沉溺于吹笛时，他则要其兄远离小人。

    吕惠卿对此非常气愤，熙宁七年，趁王安石罢相，他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将其削职放归乡里，“天下之人皆以为冤”。不久，朝廷决定再次起用他时，他却不幸因病亡故，时年四十七。

    听了以上对于王安国的介绍后，大家都可能知道了王安国的为人，绝对是个实在人。那么，接下来言归正传，说一说苏轼与这位小王论诗的段子。

    话说王平甫有一首叫《甘露寺》的诗，里面有两句“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是王安国同志最为得意的句子。

    当他自信满满地拿给苏轼看时，心直口快的苏轼说道，全篇还就好在一个“卷”字上了，只是那个“飞”字不太恰当！

    王平甫同志沉吟良久后对苏轼说，要是那，阁下认为换成哪个字要更好呢（有点君子的气度）？

    苏轼信手拈来道，您认为换成“横”字如何，——平地风烟横白鸟！

    这时，相对老实（也可以说是厚道）的王平甫顿时竟叹服不已。

    被折服的王平甫此后得到了一方心爱的砚台，首先想到的是是拿到了苏轼那里，硬是让苏轼给此砚台作了一篇铭文才罢休。

    闲来无事时，苏轼还会去宋道（字叔达）家听老宋弹琵琶。

    宋道，河南（今洛阳）人，有一兄叫宋选，有一弟叫宋迪。这种宋人起得名字很有特色，使得观其姓名之偏旁部首即可大概看出他们是兄弟的关系。

    宋道这个人，想当年与其弟宋迪同榜等进士甲科，此人“善为诗歌”。因此上说，老宋与苏轼也算是一路人，所以苏轼常去找他听琵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苏轼还曾到驸马都尉李玮（字公炤）家欣赏过晋人的书贴，因李玮的老婆是仁宗皇帝的长女兖国公主，所以家里才有不少的干货。

    书贴方面，李驸马家里就有不少的晋人贴，比如晋朝谢尚、谢鲲、王衍等人的墨迹，都比较出色，其中尤以王衍的书法最为超凡脱俗，只是上面都盖着小印章“涯”字，让人都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