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收这个人，官方的履历是：工诗，家贫，喜饮酒（古代所谓穷酸的标配）。其宅有水阁曰浮晖，苏轼尝来游，作古木怪石赠之。后轼去，乃作亭以“怀苏”名之。

    贾秀才之能够入了苏轼的法眼，自然有其独具的魅力存在，除了诗好，定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苏轼的诗集中，有一首“和贾收韵”的《吴中田妇叹》较为有名，在这首诗中，苏轼把当时的青苗法以及坐仓粜米之害讲得很清楚：

    当时东南方钱荒，而谷米暴涨，但官府仍是收钱而不收米。自从新法实行以来，管家争相要钱，到处出现钱荒而米价越来越贱，管家于是更加要钱而不要米，农民卖米两石，仅能得到一石的钱，官家还美其名曰“折色”，这便是民愤的由起。

    公务之余，苏轼游览了湖州当地的道场山与何山。

    道场山因南朝梁时如讷禅师筑庵于山而得名，而何山也即在今湖州西南十四里的金盖山。由于晋代何楷曾经居此研习儒业，后被吴兴(今湖州市)太守，改为何山。

    在湖州府治北有一座天庆观，在知州孙大人的主持下进行翻修，当时观内有一面北朝向的亭子，道士山宗向苏轼求名，苏轼就将其命名为归雁亭。为什么要这样命名，盖此时苏轼已心生“思归”之义也！

    在湖州，苏轼的所见所闻都使得他“耳冷心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是苏轼在湖州赠给孙莘老七首绝句中一首，意思是说，我和你离开京城的那帮人很久了，我们对世上的事也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面对好风景咱们就该饮酒，如果你还要谈什么世上的事，那我就罚你一大杯！

    诗的最后一句用的是西汉时的一个典故，这首诗很好懂，如话家常，这就是东坡以俗为雅的诗风，诗中用典也是苏轼博学多闻的风格使然。

    但就是这样的小诗，最后两句也让变法集团不高兴了，认为苏轼是在讽刺当下的政治环境——什么都不能说、不敢说，于是就成“乌台诗案”的罪证之一了。

    也许是遇到了知音，说话作诗就无所顾忌、直抒胸臆了，苏轼在给孙莘老的第二首赠诗中有“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句，这又让反动派不舒服了，这两句诗被认为是苏轼先前曾建议这次开挖运盐河水利不便，如今却被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就是在讽刺如今的朝廷黑白颠倒，把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水利之人派来兴修水利，所以说“水利不便”也就变成真正的事实了。

    在湖州停留一段时日，苏轼将前往常州及润州（今镇江）赈饥，经过惠山时，赠诗给钱觊（字安道）与钱觊的弟弟——惠山老，“惠山老”也就是回来频频与苏轼有着交集的钱道人。

    惠山，坐落于今无锡西郊，属于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以其名泉佳水著称于天下，最负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苏轼还给报本禅院的乡僧文长老方丈以及景德寺李甲（字景元）画的竹子画上都题了诗。从秀州返回抵达杭州的候潮门时，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王复秀才。候潮门是杭州十大古城门之候潮门，此门始建于五代吴越，因城门濒临钱塘江，每日两次可以候潮，故名。

    熙宁五年，除夕夜。

    苏轼在衙门里值班，看到各个牢房都住满了囚犯，天已经黑了，但都回不了家。又想了想自己和这些囚犯一样，活着都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口粮，“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那些老百姓为了全家人的一点口粮犯了盐法被囚禁，感到自己也没有什么只得害羞的，而自己为了一点微薄的俸禄而被囚禁在官府衙门里，连“弃官还乡”之事都做不到。

    就在苏轼面对眼前被新法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社会各群体之时，一位叫晁补之的后生上书求见，这多少给苏轼苦闷的生活带来了一丝亮色。

    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此人生性聪敏，有很强的记忆力，他刚懂事就会写文章，安石之弟王安国一见到他就感到很惊奇。

    十七岁那年（实则为二十岁），父亲到杭州做官，小晁随同前往，于是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七述》一书，带去拜见杭州的通判苏轼。

    据传《七述》是晁补之依枚乘《七发》、曹植《七启》之例而创作的，其为“述”者，因其拜苏轼为师时，苏轼曾为其尽数杭州之山川风物之胜，此盖述苏公之言。“七”者，因从七个方面记述：第一述夫差之盛；第二述吴越之事；第三述货贿之富，服饰之丽；第四述滋味之厚、物产之丰；第五述盐策之利；第六述观潮之美；第七述西湖之盛，故名其书为《七述》。

    苏轼原先也想对这七方面有所感赋，读了他的书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疑为效李太白见崔颢黄鹤楼诗之状），苏轼又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甚远，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

    有了苏轼的加持，世人也就都知道了晁补之这个名字。

    在两次上书求见苏轼之后，小晁终于见到了苏轼，苏轼也很喜欢这位后生，于是把小晁带在身边把各种知识悉加讲习，以至废寝忘食。

    晁补之，日后亦成为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这一年，苏轼生于熙宁三年的次子苏迨已经三岁了，但还不会行走，苏轼就请来辩才法师在观音前为其落发摩顶，权且为僧，赐名竺僧。果然，没有几天，剃度之后的小苏迨竟然能行走自如了。

    只是后来，经朝廷赐恩，授予苏迨承务郎（管理籍帐，侍郎出缺，代其职务）的职位，苏轼于是专门又买了一道度牒，把苏迨赎了佛门了事。

    这一年，苏轼认识了吴僧法芝，此僧俗姓钱，法号昙秀。

    杭州的南屏山，为西湖胜景之一。因地处杭城之南，有石壁如屏障，故名南屏山。南屏山，绵延横陈于西湖南岸，山高不过百米，山体延伸却长达千余米。山上怪石耸秀，绿树惬眼。晴好之日，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得衬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雾天，云烟遮遮掩掩，山峦好像翩然起舞，飘渺空灵，若即若离。山巅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由二叠系石灰岩构成。山体多峭壁、空穴，石景颇多，尤以北麓“南屏晚钟”之景称胜西湖之上。

    当年苏轼路过此地时，作《南屏激水偈》，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水流只有经过激荡才会归于原处而平静下来的佛理。

    在这一年里，苏轼曾给东阳（今浙江金华市辖县级市）令王槩（音盖）去信，述说了自己在杭州的事务繁多，老乡极少，每每有了空闲，就只能外出寻访观览当地的古迹与景观。而自己对于“东阳”这个自古以来的游览胜地倒很是向往，因为刘禹锡就曾在此地留下过“三伏生秋”的诗句。“落在寻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刘禹锡《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

    熙宁五年这一年，有情有义的王诜驸马曾先后共计赠予苏轼官酒十瓶，果子两篓。

    苏轼为国子监博士、太原人王姬作的《凤咮砚铭》就在这熙宁五年，这一年，陈陆接任了王廷老的两浙提刑，而王廷老转而出任了两浙转运副使。

    此时，苏轼还给堂兄们写信，商量十六侄苏林的遗孀改嫁之事宜，顺便说了近日自己又添了一个男孩，小名取作似叔（即三子苏过），还谈到自己在杭州的窘迫，新法横行、供应不足、盗贼猖獗，使得人们好像都立在火墩上一样。

    在与僧人们的交往中，维琳，祖籍武康（今湖州市德清县辖镇），俗姓沈。此人由于行事方正又能变通，就是现在所说的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文章写的华丽而又清新，故深受通判苏轼的喜爱与信任。但是，径山祖师却有遗训，后世只能凭资历按顺序做住持。可苏轼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实情，那种陈腐迂怪的遗训早就应该被废止了。于是，苏轼就代表杭州府在众位僧人中将维琳提拔为新任的径山长老。起初，众人中还有人不喜欢维琳的，可是在维琳能够处事公正的事实面前，不得不都最终信服了。

    南屏兴教寺的宝相法师梵臻，和维琳长老一样，也是苏轼所敬重的高僧。

    宗本禅师，又称本长老、圆照禅师，也被知州陈襄请进净慈寺做了住持，苏轼还专门以官家的惯例写了《杭州请圆照禅师疏》。谁知，苏轼与知州陈襄此举，不意竟得罪了一些人，原本属于瑞光寺的本长老，有人已经去了他那里从中作梗，想让本长老放弃去净慈寺做住持。苏轼只得请老朋友林希从中斡旋，最终方促成了此事。

    近段时间，王安石那位有抱负的弟弟——王安国又奉诏甄选秦、楚、蜀三地所晋献的能够入藏馆阁的图书，在这些备选的图书中，苏轼发现蜀地进献《花蕊夫人诗》写的极为新奇，颇能重振大雅的余韵，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国时期知名的女诗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其诗却被弃之不用。

    苏轼觉得不能埋没其诗，使之不能得以传世，于是就干脆筛选出《花蕊夫人诗》中一些好的篇什，刻在石碑上，供后世有见识之士去观览。

    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经常在常州、润州之间公干，在润州期间见到了此前的老同事孙立节（字介夫），也就是那位敢于回怼王安石，不肯到条例司来上班的刚正之士。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认识了孙立节，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

    此时，孙立节让他的儿子孙勰（字志康）带着自己的学业前来向苏轼求教，苏轼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小孙，还让苏过带着小孙到处游览了杭州的美景。作为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