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1074）十月，苏轼由海州启程赴密州（今山东诸城），本来计划沿清河绕道济南先去探望一下六年未见的弟弟子由，但未能如愿，遂于马上作《沁园春》词寄给子由，借此聊慰离情。

    苏轼兄弟感情笃深，终其一生都未曾稍变。子由后来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洋洋数千字，澹泊克制，沉痛在骨，实为其一生文章巅峰之作。比如“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等语，令人读之酸鼻不已。他在铭文中评价苏轼“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又可见二人不单单是兄弟，更是平生之知己。

    关于这首《沁园春》词，上阙云：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值得一说的是，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以为本篇非苏轼所作，特别举出下片“当时共客长安”以下数句，称其“鄙俚浅近，叫呼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言辞无比犀利。

    元好问的词坛地位虽然不容忽视，但这段话似难免主观臆断，更缺乏文献佐证，故后人附和者寥寥。然而，元好问的评价可以从侧面看得出，这首苏轼的代表作《沁园春》在民间的流传至广。

    又有小说家杜撰说，当时的神宗皇帝读了苏轼的《沁园春》词之后，龙颜大怒，遂将苏轼贬谪到了黄州。甚至神宗还愤愤地说，让这位苏某人就在一边袖手旁观吧，看朕与王介甫如何治理天下。弄得后世的绛（今山西忻州、甘肃陇中一带）人孙安常也是一头雾水，一时搞不清也这首词到底是不是苏轼所为。

    在赴密途中，苏轼从邸报中得知，周邠将出知乐清县（今属温州），即去信祝贺。一路上，还屡屡收到堂妹夫单锡同年的问候书信。

    其实，苏轼在海州时本计划经清河绕道济南，与弟弟苏辙相聚之后，再赴密州，但考虑到天已入冬，清河定会结冰，无法行船，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地濒海而行。

    腊月初三，几经辗转，苏轼才终于到了密州任上。

    宋时，密州属京东东路，也称高密郡，属安化军节度，治所在诸城县。密州下辖四县：诸城、安丘、莒、高密。

    到任之后，按照惯例，苏轼先上了一道谢表。

    在谢表中，苏轼先是自谦地说自己离开朝堂已经屡更年岁，笔砚上已经落满了灰尘，自己以前的所学已经逐渐忘记殆尽。自己这次求得的到密州任职，乃是蒙受了皇上的隆恩，因此自己到任之后，一定会推行善政，安邦抚民，云云。

    苏轼知道，此时滕元发（字达道）正知青州。

    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而字达道，浙江东阳人。后因父亲葬于吴地，遂为吴人。说起来，滕元发和范仲淹还是老表关系。此人后来曾历经青州，应天府，齐、邓两州。滕元发治理边境十分威严，威振西北，曾号称为名帅。

    因河水结冰，苏轼只得从海州直接正北到密州了。当时的青州知州由京东东路安抚使兼任，京东东路下辖八州一军：青、密、齐、沂、登、莱、潍、淄州和淮阳军。所以说，苏轼还要在滕元发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面对滕元发这位老朋友兼上司，苏轼此次也无缘相见，只得修书一封致歉。

    让人称奇的是，小小的青州府，宋代在此任职的官员中却出了十几个宰相：寇准、富弼、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赵抃、曾布、刘挚等，这绝不可能是普遍现象。因为这些人都能够官至宰相，而且大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他们以宰相的素养来出知青州，青州的繁荣，青州的富强，是毫无疑问也是有目共睹的。

    到了密州，其时京东路转运（总管转运司庶务，兼督察属吏）为李察（字公恕），段绎为提刑，全称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主要掌管刑狱之事，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在以苏轼为核心的密州领导班子成员中，齐人刘庭式（字得之）任通判，赵杲卿（字明叔）、章传（字传道）、陈开（字发明）为州学教授。

    这位陈开，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对他甚为器重，加之诸位学生的苦苦挽留，小陈留在密州充任学官长达七年之久，以至于自苏轼起密州的儒学之风大盛。当今我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就出自高密，我们自然不能排除苏轼的到来对后世莫言先生文学之路的影响。

    密州治所所在的诸城县县令，名叫赵昶（音常），字晦之。

    在密州，苏轼收到了苏州的老朋友姚淳（今篮球巨星姚明的先祖）的邀请信，老姚想让苏轼为“三瑞堂”题额。姚淳以孝闻于乡里，据传其先人的坟墓上生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故名堂曰三瑞。苏轼为姚淳题写的《三瑞堂》一诗中，有“枫桥三瑞皆目见”之句。

    三瑞堂位于今苏州市阊门之西的枫桥街道，枫桥最早的园墅，或许便是北宋时颇足雅致、为孝子姚淳所居的姚氏园亭“三瑞堂”。姚淳与苏轼是为知己，所以苏轼每逢来苏州，必前往三瑞堂作客畅饮一番。

    《吴郡志》录有一个姚淳送惠香给苏轼的段子：

    当时苏轼给姚淳题写完三瑞堂后，姚淳送给苏轼惠香八十罐。苏轼收到后，手书致谢姚淳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

    这就是苏轼交友重情轻物，演绎出的一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话。

    要知道，在当时惠香是很值钱的东西，八十罐惠香相当于今天的几万乃至几十万。

    苏轼在后来给虎丘通长老的信中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

    初来乍到，就在苏轼忙于处理一些人际交往上的杂事时，朝廷突然颁布了手实法。

    手实法，原来由于当时的免役法出钱或许不均，吕惠卿就采用了他的弟弟、曲阳（今属河北）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制订出了这一法令。

    此法令规定：老百姓须自报财产，以定户等高低，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为了防止有人少报，更是明确宣布，奖励知情人告发。对于这种悬赏告密者的做法，苏轼极为反感，认为此举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

    这种手实法亦称“首实法”，其实不是吕惠卿兄弟的首创，还是抄袭唐宗时官府令民户自报田地和财产作为征税依据的办法。如今的吕惠卿又创制五等丁、产簿，规定申报的项目极为广泛。尺椽寸土，鸡豚家畜均预陈报，如有隐匿，许人告发，并以查获资产的三分之一为赏，后来终以扰民太甚，不久废止。但在当时，朝廷严令推行新法的重要机构——司农寺将此通告下发各路，如若不能限时执行的，按违制论处。不幸的是，这种不伦不类的抄袭之作，竟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许可。

    神宗时，司农寺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机构，常平新法（即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都由它制订或执行。

    面对这样荒唐的法令，苏轼愤然对司农寺的提举常平官质问道，违制之坐，若是来自朝廷，谁人敢不执行！然而今日的手实法出自你们司农寺，这简直就是擅自造律，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司农寺的官员大惊失色，连忙制止道：苏学士，我们姑且先不要论及这件事！

    转眼间，已经到任密州多日了。映入苏轼眼帘的是蝗灾与旱灾相仍，盗贼日渐猖狂。加上天旱不雨，小麦无法下种，苏轼预测到了明年的春夏之交，盗贼为害的程度只怕会更甚。山东之地，与河南一样，自古就是国家的腹心根本之地，王者得之便可称王，但狡猾凶残的盗贼得之亦足以扰乱天下。

    针对百姓饥饿流离的现状，朝廷用于救济的常平粮食，虽已发放殆尽，但到处仍是饥饿的百姓，就连过去的蓄积之家，如今也都被拖垮了。

    京东一带，以前的官府从来不专卖食盐，沿海的下层民众尚都指望贩盐为生。此前仁宗朝时，蔡奇任密州知州，当时的东南地区发生饥荒，蔡奇就请求仁宗取消了盐禁，正是由于这一决策，才使得东南地区的百姓没有遭受饥饿的困扰。

    基于此，苏轼在上奏朝廷的奏状中，除了详细地列举了密州一带的蝗灾、饥饿与盗贼的问题之外，还深刻地向朝廷阐述了手实法的种种弊端。

    苏轼说，如今的东南民众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开始推行手实法，此举无非是想均出役钱。手实法虽然条目繁多，看似周密，然而大都要靠检举揭发。过去治国平天下者，最讨厌因告密弄得人心惶惶，以至于乱了习俗。所以才制订了“不干己”法，但仅限于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而今天的这个手实法，有开历史倒车之嫌。过去那些告发之徒，多是一些凶恶奸淫之辈，州府县对于这类人，总是想方设法除掉而后快。目下朝廷却又欲招用并重赏这帮人，这些举措难道会是君王敦厚政教、推行仁政的本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