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熙宁八年的密州，当老乡家的禾苗刚有点起色之际，农历五月间，又一场“掐脖子”的大旱如约而至。

    由于密州濒临大海，经常刮风，强劲的海风使得沟渎里根本就存不住水。月余的干旱，使得州城之外方圆百里之地，蝗虫的卵又孳生起来。此际的夏麦将熟，秋禾也快被旱死，父老乡亲们无奈仰天长叹、如坐针毡。

    此际，作为州守的苏轼，只有再次地披挂上阵，作好祝文，重上常山祈祷天神，为民祈雨了。

    常山毕竟是常山，求雨常应！

    苏轼的这次祈雨又大获全胜，于是乎，苏轼就郑重地重修了山神庙，还把庙前的一眼泉水垒石成台，保护起来，又在井上建一亭子，取名“雩泉”。苏轼还说，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雩，泉取其名，也是为了彰显常山能兴云作雨、取信于百姓的根源就在此泉。

    雨水从天而降，地里的庄稼保住了，苏轼也就有了闲暇，有些陈年的“文债”也该还上了，首先是孔延之的挽词。

    孔延之，字长源，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还在有美堂设宴接待过老孔。

    其子孔文仲，字经父，也是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苏轼在杭州时曾收到过小孔的赠诗，苏轼感到三个人同为天涯沦落之人。

    这位小孔，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说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凌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但王安石却十分厌恶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取消了贤良科试策考试，让小孔求上无门。

    孔文仲，系孔子四十七代孙，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并称“三孔”。黄庭坚有诗赞曰：“二苏上连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堕斯文，俱来集台省”。峡江的“三孔”兄弟与当代名人苏轼、苏辙兄弟常有诗文唱和，名噪一时。神宗熙宁三年，孔文仲夺取该科制举状元，成为有宋一代三百多年以来四位制举状元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一位制举状元。

    只不过，孔父延之已与去年的二月仙逝，在小孔的请求下，苏轼在密州为老孔写下了两首七律挽词，“少年才气冠当时，晚节孤风益自奇，君胜宜为夫子后，林宗不愧蔡邕碑。”高度概括了老孔光辉与传奇的一生。

    苏轼常山祈雨后，夏麦已收，秋庄稼也一片生机勃勃之状。

    诗兴大发的苏轼，就提笔给两位在杭州时的老朋友陈襄和吕仲甫（字穆仲）寄了诗，陈襄自不必说，吕仲甫乃丞相吕蒙正之孙，小吕刚开始任杭州教官，苏轼到杭州时已改任此州的观察推官。

    再就是张方平。

    自己的恩师张方平，早在镇守四川时，就曾向欧阳修推荐了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所以说，他既是苏轼兄弟二人的伯乐，也是他们共同的挚友——清虚居士王巩的岳父。作为苏轼的前辈与忘年之交，他还在“乌台诗案”发生后为苏轼说情，受到朝廷惩罚。他长期作为苏辙的直接上级，对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多有提携和影响。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苏轼平生好喝酒，但酒量不大，就连自号醉翁的欧阳修，也远远不及张方平。但张方平十分自律，更重视个人修行，晚年后饮酒不再沾。从早年喜欢痛饮到晚年戒酒，已经超越以酒避祸的阮籍和以琴解忧的嵇康，以及善弹“无弦琴”的陶渊明，直达佛家维摩诘大士的境界。

    作为后辈饱学之士，苏轼毕恭毕敬地写下《张安道乐全堂》一诗，赞叹张方平“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才华气概远超同僚。

    刚还完恩公张方平的“文债”，又听说杭州前同事余主薄的母亲大人去世了。

    上一次，人家老余还专程从杭州过来，给苏轼带来了杭州僧俗的书信与问候。因此，苏轼又给老余的母亲写了挽词。接着为去年故去的老同事张掞（字文裕）写了挽词，张掞为齐州历城人，曾出知过益州的益都县知县，颇有善政。

    六月二十四，传来了朝中重臣韩琦大人逝世的消息。

    回想起韩大人曾经对自己的数次提携之恩，还有父丧时，韩大人还以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苏家兄弟虽婉辞不受，但可以看得出韩丞相对于苏家的关照之恩。

    有一次，韩琦举荐苏轼为谏官，引发了朝中小人对于苏轼的攻击。

    当时的韩大人怒批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没成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这一幕幕的往日恩情，令苏轼终生难忘，追昔抚今的他，含泪为恩公韩大人写下了一篇沉痛的祭文。

    这一时期，苏轼的祭文超多，但总算是都还上了这些文债。

    此时，刘攽从曹州寄诗来，时刘攽正知曹州。刚到任时曹州境内盗贼猖獗，虽用重典而不能禁，刘攽到任后，执政愈加宽平，盗贼遂渐次衰息。

    李常也自湖州寄诗来，对于这位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苏轼时常引以为知己兼诗友。我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许“诗逢知己千首少”也是成立的吧，苏轼接到老李的诗作后，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连作了两首和诗。

    我们知道，苏轼一旦面对知己，嘴上就没有了遮拦，祸患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后被反动派指为讥讽朝廷近日频颁新法，事尤其多也。“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被指讥讽朝廷削减公使钱太甚，造酒不得超过百石，致使弦管生衣，酒甑上布满尘埃，还有盗贼不绝、蝗虫肆虐、弃婴遍地，乱象都是推行新法惹的祸。

    这还不算完。

    常山庙修成之际，苏轼作了祝文，到常山还了愿。就在祭常山回来的路上，苏轼与同僚会猎于铁沟。

    经过苏轼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灾情基本杜绝，“盗贼渐炽”的局面也大为改观，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现出几年来少有的稳定富庶的局面。他在为自己治国理政才能窃喜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

    而且就在不久前，保守派在与变法派的较量中小胜了一把，变法派的二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被正式罢相，更为重要的还有知制诰陈襄向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三十三人。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现，还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苏轼此时的心情如乌云缝隙中透出的些许阳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头得以迸发。

    此时的苏轼，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唤，渴望处在更高、更宽、更广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豪情满怀于胸、狂喜溢于言表。

    于是，就在这秋高气爽、红叶满山的秋冬之际，苏轼兴致勃勃地赋下七律一首。

    “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这是苏轼在诗前序中所言，这本是一首借狩猎来抒发自己渴望驰骋疆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与激越情怀之诗，但这首题于本州小厅上的“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句，也被指为有讥讽之意。

    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次狩猎的最大福利，乃是苏轼给我们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这首词，苏轼作为豪放派的代表，对词体、词风和词境进行了改革，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樊笼，使词也能成为豪放不羁、气象恢弘而无所拘束的作品，真正意义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在词的创作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连苏轼自己后来也因这首词有别于传统风格而颇为得意，曾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当然，在诗中苏轼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射虎，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及渴望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但天不随人愿，在随后的日子里，变法派虽偶有折戟，保守派虽略获小胜，但在进退腾挪间，变法派总能左右朝堂的局势，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虽屡经举荐，但总也无功而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