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

    二月初四。

    苏轼突然忆起他一向颇为敬重的从表哥文同，就是那位给自己寄诗“北客若来休问话，西湖虽好莫吟诗”的知心兄长。

    兄长文与可如今正出守洋州，洋州宋时属利州路，为武定军节度，后来属汉中府，也即今天的“朱鹮之乡”洋县。

    表兄弟二人一个在远在陕南，一个身处山东，苏轼除了无尽的思念之外，就是将表哥文同写的《洋川园池三十首》从头到尾全部唱和了一遍。文同这三十首诗全为五言绝句，用韵多为仄声，而苏轼的和诗皆为平声，且均为七言绝句。

    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关于苏轼与文同的老表关系，其实并非真正的亲缘关系，只是极言其亲近之意。在苏轼给张方平的信中，也曾把自己称为“从表侄”，也是这种情况。

    二月十九日，朝廷上将苏轼赐予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同被赐予的还有一直与苏轼极为友善的王顗（音逸）和幼时蜀地的同窗程建用（字彝仲）。

    润州已八十多岁的刁老爷子刁约（字景纯），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

    “何时却与徐元直，共访襄阳庞德公。”，在这春日里，苏轼想起了藏春坞此时应是满园姹紫嫣红的景象，而这一切正是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向往。加之对于刁老爷子的敬仰之情，苏轼就写了首诗，寄给了刁景纯表示问候。

    接着，苏轼还约了密州通判赵庾（字成伯）等前往密州有名的邵家园——藏春馆里赏了暮春的残花，在园里激情澎湃地赋了一首《临江仙》词。

    自从苏轼在官舍里作台于囿，取名超然台后，遂令身边的好友诸公分别作赋以寄怀。

    先是文同寄来了自己作的《超然台赋》，苏轼在文后认真地做了跋，接着是鲜于诜与张耒也寄来了自己的赋。张耒本在临淮县（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部）任主簙，苏轼就让刘贡父前去捎信，让张耒也一并作赋。京东路提刑李清臣（字邦直）亲自来密，送来了自己所作的赋，苏轼收到后专门刻石并跋。

    司马光老先生没有作赋，大概是因为年老体衰之故，但老先生还是寄来了《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

    四月十八，身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的苏轼有感于去年春夏之交时的东武大旱，当时苏轼又代表官府前往常山祈雨，不出意外地又一次得到了应验。

    于是，在这一天，苏轼作了一篇《雩泉记》，还在记文的结尾处作了一首名为《吁嗟》的诗，留给东武的百姓们传唱，让他们唱着歌来祭祀山神，此诗还告诫当地的官员们不要“堂堂在位，有号不闻”。

    过了几天，苏轼不经意间听说了出知成都的冯京的事迹。

    这位“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冯京（字当世），曾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渭州，后因在茂州夷叛，被徙知成都府。

    当时的蕃部听说冯京前往征缴的兵马到了，纷纷出来请降。此时朝中有人建议派重兵荡平蕃部的巢穴，可冯京不从，而是在请示朝廷后，为防止蕃部的再次侵掠，就赏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农具及粮种，让他们回去自食其力。这些夷人非常高兴，争相献出自家的犬豕并割血受盟，愿意世代为汉藩。

    苏轼听说了冯京的这些事迹后，对于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妥善解决相对棘手的民族纠纷事件，心中顿感荡气回肠，遂赋《河满子》以贺。

    对于表哥文同，苏轼又去信求《超然台》诗，想让表哥用草书写出，得到后刻石置于超然台上。

    苏轼在信中告诉表哥，目前的安南、代北形势动荡，朝廷上下都正忧心于此。自己前段时间向朝廷求调齐州，想与弟弟苏辙共事一地，但最终是没有弄成。不过，年底自己的密州任期将满，苏辙也将换任，到时候回京城时就向朝廷申请回乡任职。

    苏轼还说，自己非常羡慕表哥在洋州的池水园林，而密州是那样的简陋。好在城西北有个送客的亭子，视野开阔，下临潍水，正准备重新修葺一下，想取名“快哉亭”。要是表哥能为它作首诗，那是最好的。

    其时，刘攽（字贡父）知曹州，李常（字公择）知齐州，而苏轼知密州，三位朋友虽俱在齐鲁之地，但只能是书信来往。在信中，刘攽常将苏轼与李常称之为现代版的“苏李”。苏李诗，是托名西汉苏武，李陵二人赠答的若干首五言古诗，今存10多首。最早选入萧统《文选》，是较完整的一组，通常举为“苏李诗”的代表作。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将城西北的送客亭修葺完成后，文同与苏辙的《快哉亭》诗也是如期而至，这是令苏轼最为开心的时刻。

    宋时东武（诸城的旧称）有个旧俗，就是每年的四月，当地的百姓均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他们会用当地盛产的芍药花供奉佛祖，特别是今年，来的人最多，供奉的芍药花也最多最好看，粗略统计有七千余朵。这些花中有朵白色的芍药花最为特别，正圆如覆盂，姿态绝异，独出于七千朵之上。

    当地人说，这朵花出自城北的苏氏园中，这家人的先祖是周朝的宰相苏莒公苏禹珪。问此花的名字时，当地的叫法令苏轼不太满意，甚至认为太过俚俗，于是苏轼就当场给这朵花取名为“玉盘盂”。取完名字后，苏轼还意犹未尽地专门为之作七律两首以记之。

    后来当苏轼的学生李之仪终于见到这种芍药花，又见到苏轼亲笔用小楷书写的这两首诗时，不禁泫然流涕，又次其韵唱和了一番方罢。

    就在苏轼忙于与众友人唱和之际，远在大名府知府连任中的文潞公也寄来了《超然台》诗。文彦博这种历仕四朝，出将入相的老臣，能够给苏轼来信捧场，令苏轼异常感动。文彦博此前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记恨，被移判大名府。如今，文潞公又被朝廷判以连任。

    正如苏辙所言，天下的士子时常奔走于是非场合，浮沉于荣辱的空间，沾沾自喜以至于流连忘返而不自知。然而，那些贤达之人常常为此而感到悲哀，那是他们往往能够超然于物外的缘故。远在大名府的文潞公，以及苏轼兄弟，还有苏轼的一些好友，这种超然之境难道不是他们这些人的终极追求吗？

    “身微空自大，交浅屡言深”，这是苏轼在和文潞公的《超然台》诗中的两句，透露出苏轼此刻对自己人生境遇的反思与喟叹。这年苏轼已经四十一岁，不惑之年的苏轼想必已是尝到了人生与官场的世态冷暖，潜意识中学会了一些反思与从俗。

    诸城铁水的乔叙，是苏轼到密州后新结识的朋友。乔叙，字禹功，曾知濮州雷泽县（今菏泽市鄄城县旧城镇），授湖南路转运判官，未及赴任被御史弹劾罢职。

    现在，这位乔叙又被朝廷以左藏库副使出知钦州，左藏，属于武职，大约是掌管与保卫国库的官员。所以说，乔禹功先生这次是由文职转化成武职的任命。“今年果起故将军，幽梦清诗信有神。马革裹尸真细事，虎头食肉更何人。”这是苏轼在祝贺乔叙重新被起用的酒宴上所作的诗，字里行间充满和对乔叙的殷切鼓励之情。

    这一年，京东、河北路又生大旱。

    朝廷对这场旱情非常关注，下诏令当地官府为民祷雨，于是，苏轼郑重地作了一篇祭文，又一次到常山乞雨。果不其然地，祷雨后即降下了一场滂沱大雨，以至于东武城里的沟河堤岸都被大水冲毁。

    当年六月间，沟河中被大雨冲出的大石块堆积成山，成了大煞风景的存在。苏轼令人将这些大石块收集到一起，废物利用，沿着东武的北城墙堆成了五座石山，一字排列，并在山上种植了松柏与桃李，又因地制宜地新修建了一座面北的厅堂，取名“山堂”，用于观赏景致，修养性情。

    山堂落成后，苏轼登高远望，他目光所及中，故乡蜀地正在遥远的西部。于是，他就提笔给老家眉州的州守黎錞寄了一首诗。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苏轼将瓦屋山和峨眉山对举，梦回萦绕的家乡山水如在眼前。

    黎錞，字希声，四川渠江人，熙宁八年以尚书屯田郎中出知眉州，所以人称“黎眉州”。黎錞早先曾以《春秋》受知于欧阳修，由于黎錞在《春秋》方面颇有建树，深得欧阳文忠公的器重，而黎錞与苏洵也是一对饱读诗书、互相仰慕的好朋友。以至于当英宗当面向欧阳公询问巴蜀之士时，欧阳公不假思索地对曰：文行苏洵，经术当以黎錞为最。能在皇上面前被美言，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待遇。

    而王安石素来不喜《春秋》之学，所以在王安石当权的时代，像黎錞这类人自然就不会受到重用。同时，不受重用的还有苏轼。苏轼写这首诗除了表达对黎錞的友情，还表达了对他们共同的恩师欧阳修的怀念。这时候的苏轼由于不满新法，政治上受压抑，思乡、归隐之情也油然而生。

    当然，从这一时期苏轼所作的两首《薄薄酒》诗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薄薄酒》的思路来自于“胶西先生”赵杲卿（字明叔），赵杲卿为密州的州学教授，曾多次与苏轼出游。此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两句口头禅是：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觉得，这两句话用语虽然俚俗，但从境界上已达到了人性通达的地步，也是就用古乐府的形式将老赵的两句口头禅后补了几句，凑成了两首诗。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祖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一来空。”

    苏轼写完后，将这两首诗又拿给赵杲卿及其他的好友来看，想以此引人发笑也。但两首诗的背后，恰恰是苏轼这一时期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