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秦观要进京应举路过徐州时，在李公择的引荐之下前来拜见苏轼，这是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

    谁知，秦观此次赴京的科考却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

    面对自己所看重之人的科场失利，苏轼自然为秦观鸣不平。他在写给秦观的书信中，安慰道，“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弔有司之不幸尔”，意思是说，这次考试的结果，不足以影响到你什么，反而是科场的决策者应因失去你这样的人才而不幸。

    同时，在次韵参寥子的三首七言绝句诗的诗题上，苏轼竟然加注了“时秦君举进士不得”这样的字眼，可见苏轼对于秦观的爱惜之情。

    度支员外郎（六品寄禄官，不预司务）宋迪（字复古），拿来自己的画作向苏轼求跋。

    此前因为转交董传后事的安葬费，苏轼曾交由宋迪代办过。此人擅长画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

    苏轼因慕其才，常与之交往。在宋迪的一幅《潇湘晚景图》上，苏轼题过三首诗，还对宋迪的小儿子汉杰的画技也赞不绝口。

    徐州的黄楼建成后，苏轼觉得此楼是密州的超然台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已经事先请大表哥文与可创作一篇《黄楼赋》，以便刻石于黄楼之上。

    过了一段时间，意犹未尽的苏轼，专门安排石康伯（字幼安）前往京师亲自拜见文同。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

    苏轼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是想当面催一下表哥，让他赶快将《黄楼赋》写出来，自己将亲笔书写后，刻石并置于黄楼之上。二是让石康伯给表哥带去绢帛四幅，还想求作竹木、怪石于其上，想把表哥的画作当作屏风安放在黄楼上，当作徐州永远的奇观。

    苏轼认为，既然有了文同的诗赋与画作在，那么，后世就会倍加珍惜黄楼，有了损坏就会勤加修葺，黄楼就不会因日久而破败了。

    可以说，苏轼对于文同艺术地位的见解是极为独到的，时至今日，文与可得以流传下来的墨竹等画作，仍被当作国宝而收藏。

    在苏轼托石康伯带给大表哥的信件里，苏轼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思：那就是建议表哥在作《黄楼赋》时，一定不要过多地赞誉自己，若不这样，自己将不好意思亲笔书写了。

    石康伯走后不久，苏轼便收到秦观的来信。

    信中，秦观首先感激老师与参寥子的安慰之情，再就是故作一些看淡世情之辞，以化解自己落榜后的窘态。

    还有就是，远在南都的弟弟子由，曾请恩师张方平为父亲苏老泉重写墓表。如今，张老先生已经将墓表重新写了出来。

    张方平不仅将苏老泉新版的墓表寄给苏轼，还特地将苏洵的《辨奸论》一同附上，苏轼接到信拜读其父的遗作之后，不由得涕泪交加。

    苏轼知道，想当初先父在创作《辨奸论》时，就连他们兄弟俩都觉得“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彼时的张大人一看到这篇文章，就赞不绝口，甚至觉得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后来，又经过张老先生的推介，人们才逐渐知道了原本寂寂无名的苏老泉。

    因此，苏轼又专门就此事写了信，郑重地拜谢了张方平大人。

    这段时间，苏轼与欧阳修的次子欧阳奕（字仲纯）互通书信较为频繁。

    但以父恩被授予官职的欧阳奕，却是英年早逝，役年三十四岁。

    欧阳仲纯病逝后，苏轼在写给他的祭文中，沉痛地回忆了他们相识于颍水之滨，后来居官光禄丞的欧阳仲纯又到京东去看望自己的往事。在京东的日子里，夜晚二人曾拥被长谈，通宵达旦也没有将要说的话说完。欧阳仲纯以家父欧阳文忠公般的高尚品行，适时地教导苏轼如何处身立世和躲避祸患。

    此时，好友章惇在湖州知州任上转而正丁母忧。

    苏轼闲来无事之时，就给章惇写信，二人会就当时的时事进行一些真诚地交流。

    受元朝人编写的《宋史》影响，人们误以为章惇一直在迫害苏轼苏辙兄弟。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事实是苏辙迫害章惇在先。

    按常理判断，在北宋晚期党争中，苏轼并不处于元祐党人（旧党）职级的最高端，他的最高官位是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同时期在之他上位任宰辅的有多人。但苏轼却是遭到打击和迫害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位，因此仅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发的党争导致被迫害解释不通。

    其实，对于这段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章惇。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苏轼先生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但章惇凶恶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许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于苏轼与章惇之间较为复杂的爱恨情仇，我们以后会详加解读。现在的苏轼与章惇，还是一种好朋友加同年的关系。

    乌镇人沈沔，邀请苏轼为他家的天隐楼题诗。

    天隐楼，为是沈沔所建。十几年里，沈沔广泛征求名家题诗，天隐楼，可以说是越隐越出名。

    “楼上新诗二百篇，三吴处士最应贤。非夷非惠真天隐，忘世忘身恐地仙。”，苏轼题诗前，天隐楼上的题诗已经非常多了。但苏轼毕竟是苏轼，满满地文化自信，他看了这些诗，提笔写下了这首《题沈氏天隐楼》。

    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西安县）人何恭（字钦圣），给苏轼寄了一首超长的七言诗。

    在当时，因为王安石的学术极为冷僻，其三经精义更是不得人心。而何恭这位官员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挑灯夜战，搜索枯肠作下了一首“语甚瑰伟”的长诗进献给苏轼，想让苏轼今后去推尊王安石。

    苏轼接到长诗后，对于何恭那种语不搭调的溜须拍马之言，虽然心存不然甚至是作呕，但还是礼貌性地婉拒了。

    元丰二年，苏轼已经四十四岁了。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七，苏轼带领一众幕僚及京东第二将雷胜等人在徐州城西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射猎活动。

    原来，陇西人雷胜，由于平素勇猛果敢应招入伍而得到官职，现任京东第二将。此人不仅臂力超人，骑马射箭都敏捷精妙。徐州人都想一睹此人的风采，于是苏轼就借这次狩猎活动，搞了一场全民大联欢，以拉近军民之间的关系。

    当时参加的人还有，殿直郑亮和借职缪进，这两个人都骑马而来，对于弓箭刀枪，无不精通。此外还有驻泊黄宗闵，这个人看外表像是个书生，但着戎装骑马时，能够一马当先超越众人。

    这天，刚下过一场小雨，地面湿润，微风和煦，前来围观的军民又好几千人等。

    苏轼决定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十个字为韵，令参与者分别赋诗。结果，以武力著称的雷胜自然不擅此道，张嘴挢舌也道不出一个字，苏轼只得捉刀为其代做一首。

    各位诗成之后，苏轼又专门下了一篇《猎会诗序》，附在众人的诗后，作为此次活动的纪念性文字。

    元丰二年，元宵节。

    苏轼应好友王巩之请，为其父懿敏公王素（字仲仪）作了《王仲仪真赞》。另外，王巩还想请苏轼给他们家族的三槐堂做一篇记文。

    三槐堂位于京师开封的仁和门外，因为王巩的曾祖、兵部侍郎王祐手植三株槐树而得名。当年的王兵部手植三株槐树的本意，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家族能出一位位列三公的人物。结果，到了第二代他的儿子王旦在真宗朝就被封为魏国公，后官至宰相，果然成了位列三公的人物。

    四天后，七十二岁的赵清献公赵抃被朝廷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衢州。

    也就是说，赵抃以“太子少保”的级别光荣退休了。太子少保，为东宫官职，均负责教习太子。太师、太傅、太保，都是东宫官职。太师教文，太傅教武，太保保护其安全。少师、少傅、少保分别是他们的副职。合称“太子三少”或“东宫三少”。

    后来已是名存职异，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一般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衔加给重臣近臣。古代不少人的太子太保等头衔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真的给太子上课。

    赵抃在任上的弹劾不避权贵佞幸，美誉雀起，京师称之为“铁面御史”。他极力要求朝廷区分君子、小人，认为：“小人虽然过失小，也应努力清除；君子不幸犯了过失，却应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行。”不管是在外任职，还是身居朝堂，没有他做不好的地方。

    带着对赵老先生的敬重之情，苏轼在闻知赵抃致仕的消息后，真心地上了一道贺启。

    刚忙完赵清献公的事情，次日，苏轼就得到了大表哥文与可病逝于陈州的噩耗。

    表哥文与可刚刚六十二岁，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说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如今，这位始终在私下里默默地规劝自己、提醒自己的兄长般人物，真的与自己阴阳两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