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苏轼，刚从徐州调到湖州担任知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是以诗文自娱自乐，过着无比逍遥快活的日子。

    元丰二年七月初七，湖州任上的苏轼，正在阳光下翻晒家藏的书画。

    突然，大表哥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一下子掉了出来，自当年正月二十，表哥在陈州病逝后，关于他的音信第一次浮现在苏轼的面前。见到这幅竹图，苏轼不由地失声痛哭起来。

    回忆起与大表哥的一切过往经历，苏轼静坐下来，专门作了一篇《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以此来祭奠表哥的亡魂。

    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告诉苏轼，说已经捕获了妖贼郭先生等人。苏轼查阅了徐州孔目官以下捕获妖贼的报告，诚如程菲所言。这个程棐，本是徐州的小民，家富、有胆气，为了搭救被官司牵连的弟弟程岳，情愿为官府效力，自己冒死抓捕要犯，来替弟弟赎罪。

    启用程棐，这本是苏轼首肯的事情，如今程棐已经完成了使命。苏轼想上报朝廷，阐明程棐之弟只是与李逢有往来，并没有做过坏事，想请求朝廷赦免于他。没想到，苏轼写好的公文尚未发走，自己就被逮捕下狱了。

    这是后话。

    只说苏轼在湖州时，生活中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他曾与当地僧人仲渊交往，还题过颜真卿的《放生池碑》，修筑了岘山前面的苏湾之堤坝，后世称之为“苏堤”。

    杨绘（字元素）作诗回忆了“六客会”的往事，那是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赴杭途中，再次路过湖州时，湖州有五个崇拜苏轼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张仲谋，有人与苏轼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苏轼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苏轼的往事。

    杨绘将自己的感情化成了一首诗作，寄给了苏轼。苏轼此时的心情十分方达，常到湖州城外游览各处的风光。

    晁端彦（字美叔）这一时期曾劝诫过苏轼，要他在官场内外都要谨言慎行，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老晁知道苏轼素来不喜欢忍事，怕他言有所失。可苏轼却说，自己遇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还对老晁说，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晁端彦闻此言，也只好默然而作罢。

    我们知道，北宋神宗皇帝继位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新法的推行，遭到了墨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两宫太后和司马光等大臣的反对，新旧党争的出现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种子。

    苏轼既不属于新党，也没有完全倒向旧党，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的时候，发现了新法中青苗法的弊病，不断上书朝廷痛陈利害，由此与新党人士产生了嫌隙。熙宁九年，王安石心力交瘁，辞相出朝，宋神宗走到了变法的台前。

    与王安石的高风亮节不同，此时的新党大员多为政治投机的奸邪之辈，而苏轼又口无遮拦，一场针对他的文字狱正在悄然酝酿。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新官上任，作为例行公事，要上奏朝廷谢恩。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一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早就对苏轼不满的新党人士如获至宝，他们借题发挥，弹劾苏轼不仅攻击朝廷，反对新法，更是对皇帝大不敬。

    宋神宗推行新法本就不顺，听了之后大为恼火，下诏让御史台拿办苏轼。李定时任御史中丞，苏轼曾经写诗讽刺他“不孝”，这次落到自己手里，决心狠狠地把苏轼修理一通，甚至动了杀心。有一个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嗅觉异常灵敏，他认为这是个升官发财的难得机会，据说是毛遂自荐前去湖州拿捕苏轼的。

    宋朝著名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不仅出资为苏轼刊印了诗集《钱塘集》，而且在皇甫遵一行到达前，义无反顾地向苏轼的弟弟苏辙通报了消息，要苏辙急速派人去湖州通知苏轼，好让他做些应对准备。

    苏辙救兄心切，立即派信使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要他焚毁一切有可能产生麻烦的文字，争取落个宽大处理。

    苏辙派出的信使和朝廷派出的公差分别快马加鞭赶往湖州，从而拉开了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的帷幕。

    当时，朝廷派出的公差是太常博士皇甫遵，又名皇甫僎，同行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官吏。

    他们四人快马加鞭往湖州赶，沿途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交通工具，所以速度非常之快。而苏辙派出的信使始终只能骑一匹马，中途必须停下来休息和喂马，因此再怎么日夜兼程也赶不上公差的脚步，两者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

    就在这时，皇甫遵的儿子由于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中途患病，不得不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停下来休息，因而耽误了大半天时间。正是这宝贵的大半天使得苏辙的信使超越了他们，争得了主动，于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先于皇甫遵一行赶到湖州城。

    七月二十八日，一切来的都是那么快，就在苏轼刚刚在湖州府衙后堂与祖无颇完成交接工作的时候，朝廷派来的以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的人马已经到了。

    苏轼当即将公事交给湖州通判暂行代理，自己则告假回家。当几个时辰之后，皇甫遵一行来到湖州时，那些该处理的文字早已被处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后来给苏轼定罪的诗词多半是他以前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写的，近几年的诗作则很少被作为罪证，而他的罪名也因此轻了很多。

    御史台的官吏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哪料想半路杀出一个王诜来，事先向苏轼通报了消息，让他早做了应对准备，否则苏轼的结局真的难以预料。只可惜了那些被苏轼处理掉的诗文，后人再也无缘欣赏了，这个损失自然是无法估量的。

    王诜虽然最终仍以徇私泄露朝廷机密的罪名被降职了，不过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毕竟官场升迁无常态，而二人之间的友情却是无价的。

    我们苏大学士后来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达观的人生态度，然而那时的他显然还不是那么超脱。

    当皇甫遵横冲直撞地抵达湖州州府时，他身着官袍，手拿笏板，身旁是两个如狼似虎的差役，把目光恶狠狠地向四周射去。苏轼见到这种阵势，虽然有所准备，但也被吓呆了。

    他不敢贸然出门相见，于是找暂时代理知州的祖无颇商量。

    苏轼心想自己是戴罪之身，总不能还穿官服吧。祖无颇故作镇定地说，既然朝廷还没有宣布你的罪名，就应该着官服去迎接。

    于是，苏轼只得穿戴整齐、战战兢兢地走到皇甫遵面前，身后是祖无颇和一众属官。

    为了营造恐怖气氛，皇甫僎故意板着脸不说话，吓得周围人心惶惶。

    等到衙门里的人都到齐后，皇甫大人这才慢悠悠的命人打开公文。

    困厄之中，苏轼首先说，罪臣批评新法惹恼朝廷，今天一定会被赐死。我罪有应得，请给点时间让我与家人诀别。

    这时候，皇甫遵才肯开口说话：没那么严重，还不至于处死你。

    此时，祖无颇大着胆子走上前说，太常博士此行，一定带着朝廷公文吧。

    皇甫遵斜着眼睛喝道，你是谁？

    祖无颇说，本人暂时代理州事。

    皇甫遵这才哼了一声，把御史台公文扔在祖无颇面前。原来这是一份普通公文，说是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着人立刻传唤进京。

    苏轼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一半到地上。

    当祖无颇看完了御史台发的逮捕文书之后，皇甫遵立即命令士兵将苏轼捆绑起来。

    这种如此粗鲁的行为，完全就是对待一个重大囚犯的架式，湖州当地的一把手一夜之间就沦为了阶下囚。

    将别前，苏轼只得与妻子含泪诀别，留一封书信给弟弟苏辙，详细交代了后事。

    送行的湖州百姓都泪如雨下，陈师锡出面为苏轼饯行，王适、王遹兄弟将恩师送出郊外。仓促间，苏轼只得挥别法言禅师。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的一家老小只好乘船去投奔弟弟苏辙，而他的儿子苏迈则坚持要跟随父亲的囚车前往京城，设法营救父亲。

    眼看着押解父亲的队伍上了船，准备走水路，但苏迈没有办法跟着上船，他只好从岸上跟着。

    就在这个时候，御史台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彻底搜查苏轼的家里，重点就是寻找苏轼曾经写过的诗词，或者他跟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

    但是，皇甫遵好不容易得了这个差使，一定要把长官的意志做到底。他不给苏轼任何时间，严厉催着他上路，两个虎狼差役绑起苏轼就走，眨眼间连拉带拽出城登船，就像驱赶鸡狗一样。

    仓促之中，苏轼被皇甫遵拉上船，感觉自己即将遭遇不测，为了不连累他人，在过扬子江时，他想过趁着月色投水自杀，但被吏卒强行又拉了回来。可是，当苏轼转念想到弟弟苏辙时，又决心要活下去。

    船到扬州，听说州守鲜于侁前来相送，因监守不许而未能谋面。

    落难之际，苏轼又好多的故交都争相与之划清界限，而鲜于侁与苏轼相知已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有人劝鲜于大人说，赶紧把您与苏轼交往的书信都烧了吧，此物不可久留，以免因此而获罪矣。

    鲜于侁道，欺君负友之事，我向来不屑为之。若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路过平山堂下时，隔墙还能清楚地看见杜介居住的竹屋纸窗丝毫没变。

    彼时，在苏轼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已经退休的老杜仍然戴着黄帽穿着草鞋，在自己草房间的棋局里怡然自乐。而反观自己，正被朝廷羁押，生死未卜，只能是喟然长叹！

    到了宿州，御史又下达命令，遣吏发卒，开始围船搜取苏轼身边的一切文书。船上的一种老幼家小都被吓得半死。

    待吏卒散去后，平时贤良端庄的王氏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她甚至恚骂道，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恐怖我如此！

    气愤中的王氏，遂将身边凡有文字的纸张悉数尽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