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历来王朝大政，莫不以供奉京师为先。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秦至北宋，各朝代的京师变动轨迹为长安——洛阳——开封这条自西向东的路线；南宋至明清，这条变动轨迹变成了杭州——南京——北京，由南至北的路线。中间的五代十国，可以视为大转向的过渡时期。

    随着王朝政治中心的不断北移，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漕运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中、晚明时期，以漕运为中心的行政组织网络，使大运河成了帝国的核心血管。由这大动脉延伸出来的物资调运等经济活动以及行政权力的辐射，最终形成京杭大运河政治经济带——为明清两大帝国的核心圈。

    后世有学者认为，唐宋以前的运河以中原为主，呈多枝叶形发展，将众多地区联系起来，对平衡调剂经济有重大作用。但元明清三代，运河拉长，经济带线性分布，将帝国中部和西部抛在核心圈之外，是不利于帝国统一的——也算是一家之见。

    保京师这一封建帝国的根本政治经济模式，将运河这一水道彻底的政治化，为了维护漕运畅通，历代中央政府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局部利益的牺牲根本无法和漕运畅通这一政治正确相抗衡。

    漕运的畅通，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为代价的。从苏州运一石米到京师，需要耗费两石米的开支。明清两朝，年均向京师运送四百万石米，运费每年即达八百万石。再加上每年疏浚河道，设立管理职官、差役，修造漕船，设置屯田等等花费，开支极大。

    由此巨大的浪费和支出，围绕着运河形成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元代有海漕要好很多，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几乎一直处于被运河绑架的状态。

    围绕着漕运的官僚群体和因漕运而就业乞食的人群，形成了强大的一股利益群体。最大的收益群体当然是——运河官僚。他们获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不断制造水灾，兴办治河工程，进而中饱私囊。

    所谓“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寝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制，当其事者无不腐败。”有明一代，自成祖以后，历代皇帝实录中每年几乎都有运河决口的记录——无论涝旱。

    上行下效，通漕之省大小官员，对名目繁多的“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催缴费、仓储费”利益均沾。即使是不起眼的漕兵伍长，也“鲜衣怒马，酒楼歌馆，举百万钱荡而化为灰烬”。

    除了这些贪污之外，因为漕运通南北，各级官员差役，多夹带私货牟利。到了明中晚期，这些官员和黑恶势力勾结，发展到隐藏犯法人口，倚势行凶害人的地步——借名阻碍河道，敲诈商民乃至图财害命。

    然而，尽管漕运官员多数腐败透顶，但偶尔也能出来一股清流。王宗沐总漕在这个利益团体里，即为奇葩一枚。

    明代漕运主官，先为漕运使，后为漕运总兵，最后转文职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监管河道。后来大家嫌这官名太长，一般称为漕运总督或者总漕。

    这个官职前面一般加衔为左、右都御史，三品高官。后世有人统计过，明代总漕平均任职时间为一点八八年，还不到两年。嘉靖皇帝在任四十五年，就换了四十个总漕。

    为什么？漕运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大、太多了。总漕的权力范围和漕运总兵、漕运参将、地方州府、河道总督以及都察院、六部都有牵扯，作为专项总督，和这些部门及官员既有合作，又有管理权的争夺，因此很少有总漕能干长远的。

    王宗沐，字新甫，浙江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隆庆五年从山东左布政使位置上被提拔为总漕。

    这位老兄属于典型的明代精英，半瓶子醋就敢晃荡，就任当年即上奏隆庆帝恢复海漕。他的奏章朱翊钧根本看不懂，特别不懂的内容如下：

    “......夫东南之海，天下众水之委也，芒渺无山，趋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龙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气与水气相搏，映石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可以佐运河之穷，计无便于此者。”

    朱翊钧一脑袋问号，不知道这“蛟龙窟宅”和“石气水气相博”是什么东东。其他地方倒是看明白了，但没有任何效益和工作量分析，对海船和内河船的区别提都没提，大意是淮安东边，一直到登州、莱州地区的海域里面海岛多，可以避风，水也浅，可以用来运输漕粮。

    和奏章一起上报的，还有这位老兄写的和两本著作为附件。朱翊钧翻了翻，图倒也罢了，当代制图水平本来就不高，朱翊钧也不苛求。

    那里面全是元代到永乐年间海运成功的案例，至于怎么干的，船啥样，管理机构怎么运作，翻遍了也没找到一篇，气的朱翊钧直翻白眼。

    朱翊钧不知道的是，清代里面是这么评价王宗沐的：“宗沐盖掇拾”之陈言，以侥幸功名。不知儒生纸上之经济，言之无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观之宗沐，可以为妄谈海运之炯戒矣。”

    王宗沐提倡海运尽管有这般那般不靠谱，但是其一心为国之意，朱翊钧还是要大加鼓励表彰的。而王宗沐对漕运的贡献不仅在于尝试海运，他在漕运折色改革上有真正的真知灼见——这回不是半瓶子醋了。

    明代漕运还有一大弊端，即为征收漕粮时的加耗。宣德年间，明廷颁布了运输漕粮的加耗则例：每石税粮所加耗粮：湖广为八斗，江西浙江为七斗、南直隶为六斗、山东河南三斗。

    尽管有了则例，但是各级官府能放过交粮的小民吗？所以有别的加征，如“两尖米、鼠耗米、补湿补润米、筛飏米”等等名目，还有漕船通关的加税以及建造漕船的料银摊派——杂七杂八加起来，一石米的加耗基本也是一石米，也就是说漕粮的征收一直处于翻倍状态。

    这般加耗，当然会导致民不聊生。后来朝廷无奈，加上各供应漕粮的省份有此起彼伏的灾情，后来明廷对漕粮征收进行了改革——折色。即不收大米，直接收银子、铜钱。运到京师后，再用这些钱来买米——商人运粮，这些加耗就没有了，只有过关的税银。

    这折色法从成化年间十万石开始，一路飙升。到嘉靖时期，最高到二百一拾万石，占据全国漕粮一半以上。到了隆庆帝，成了定例，每年一百万石，一直到朱翊钧主政。

    折色征收漕粮开始是为了解决灾情的权宜之计，到隆庆帝时形成定例，其实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的必然。

    也就是说，南方产粮地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粮食交易，农民才有钱交折色——而漕运发展到此时，运道艰难，漕船缺失、漕军逃亡，原定的四百万石漕粮征收运输任务已经望不可及。京师百姓的口粮问题的解决，很大部分靠商品粮的输入。

    王宗沐在漕运上的见识，即为敏感的发现了这一点。因漕运折色触动了漕运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朝廷一直有反对之声，也有人经常说折色违背祖制，并引用嘉靖帝对当时漕运总督的批评“自今遵祖制，毋轻变”这句话来反对折色政策。

    王宗沐则给朝廷算账：“今云不可改折者，不过曰京仓之积渐寡也......每岁约以三百石入运，而恒出一百万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钱折，而以五钱放，计得三钱，则一百万石当得三十万金。再加减存军船三千二百五十余只，每只以扣留行月二粮，赏钞银四十两计之，又得一十三万两。”如此行之几年，国家可得大利。

    啥意思呢？王宗沐认为，每年粮食生产是定数。不在甲处，就在乙处。如果京畿粮少，必然粮价高，那么商人会运粮过来贩卖，就会把粮价打下去。

    而每年折色是按照粮食石数折的，这粮食相当于已经在朝廷账上了。那么这一百万石粮食因为没有漕粮加耗，每石会产生三钱银子的账面收益。这笔银子当然可以计入财政收入，因此“国家可得大利”。

    要不怎么说王宗沐这个总漕被视为奇葩呢？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直在挖漕运利益集团的墙角——因此万历三年，被一拥而上的攻击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