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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间,朝中议论纷纷。
第一个便是与突厥会盟之事,因高慎刚死不久,而高慎一案明显的显示出了一些皇帝对突厥的态度。
所以臣下们进言都要再三考量,私下里议论很多,可上书表态的人却没几个,最终估计还要皇帝自己来做决定。
第二个就是皇帝要重开科举,此事关乎朝廷大政,有想法的人就太多了,而且有前隋可以借鉴,各部人等对此都很关注,于是纷纷上书言事。
皇帝案上的奏疏猛增倍余,工作量大增之下,李破也只能耐心的埋首案牍,再也没什么娱乐的心思了。
消息渐渐传至地方,地方的官员们也要来多嘴两句。
所以大唐元贞三年的后半段,朝廷重开科举的消息在各处流传,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冒了出来。
赞同的人要上书言事,反对的理由也是一大堆,纷纷扰扰间,其他事好像都被压了下去。
比李破预想的影响要大的多,人们对选才制度的改革好像分外的感兴趣,这也许是因为前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的原因。
李破也招来了一些曾在前隋任职的老臣问了问,好像文皇帝杨坚推行科举制度的时候,声音没这么嘈杂。
分析一下原因,应该是因为人们对科举不太熟悉,无从多嘴,再有就是那时杨坚正准备平定南陈,双向并行,人们的注意力明显都放在军事上,并无心管什么科举不科举的。
而且开皇初年,战功卓著,竟然打的突厥抬不起头来,杨坚威望大增之下,从上到下强行推行科举,阻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但话说回来了,科举制度在前隋效果不佳也是有目共睹。
原因嘛那可就多了,晋末战乱刚刚平息,九品中正制虽然腐朽,却已深入人心,门阀势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杨坚推行科举的目的明显不是养才为用,而是与世族争权,而一个争字其实就道尽了当年的局面。
等明白过味来,世族门阀自然反抗激烈,于是科举在前隋立马沦落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当中,门阀大族约束子弟,不让他们去参加科举,并形成了一种科举官不是正经官员的风气。
这对科举打击就大了,朝廷选士,应者寥寥,即便选上,也无出头之日,比如如今的凉州总管范文进就是受害者,参与科举而得官,却只能为人幕僚,很多人都瞧不起他,最后落得离任归乡。
这样的局面怎么破?
杨坚也想了不少的法子,一边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一边在各处办学,想要培养科举应试之人。
为此他还选了不少才学之士出来办学。
可结果呢,并无多少成效,开皇末年,杨坚灰头土脸的辞退了那些选出来的“大儒”,仁寿元年,他再也无法忍受办学的进度,于是决定废止,诸般努力此时已多化为乌有。
没办法,他面临的情况太复杂了。
想要与门阀世族争权,把天下官员的任命之权彻底收归中央,可不是一个科举制度所能办得到的。
那时的人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九品中正制走到了尽头,可同样不愿皇帝把刀子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于是代替九品中正制的科举制度举步维艰。
到了大业年间,杨广继承了父亲的治政思想,只是他的手段要比父亲激烈的多,杨坚也只是把刀子架到世族的脖子上,并未想着非要见血。
可杨广就不一样了,挥舞着刀子,斩来斩去,那谁受得了,瞅着机会便纷纷操戈而起,就你有刀子吗?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在前隋是失败的,终隋一朝,秀才及第者仅仅七十二人,常科,特科及第者八十九位,几十年的工夫,断断续续加在一起不足二百人,你说尴尬不尴尬?
而且前隋的科举制度制定的太粗糙了,每年还都在变化,很多时候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皇帝随意增减科目,看上去很随缘的一个考试,更增其不入流的感觉。
如此的混乱,也难怪走的步履蹒跚。
当然了,这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像前秦统一六国,面临的是割裂已久的天下,需要考量的事情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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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唐要重开科举,其实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比那时强的地方在于,门阀世族的反抗没那么激烈了,九品中正制已经废除了二三十年,各地诸侯虽还看重门第,却也不再分什么上品,下品。
天下的动荡局面同样也削弱了门阀世族的实力,民心思安之下,科举还是荐举,对世族中人来说,已经从极力阻挠变成了都可以接受。
就像是如今大家进言,赞成者明显居多,明确反对的人却没了几个,因为大家都感觉折腾不起来了嘛。
再有就是当年北齐故地的人们受到了重创,不用再担心他们成帮成伙的起来造反,重建北齐什么的。
所以说李破面临的局面要比杨坚那时轻松一些,劣势之处在于烂摊子终究是烂摊子,想要收拾起来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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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言事的人很多,李破仔细览阅,到了六月间,他心里就有底了,赞成的人很多,留恋举荐制好处的人都是陈腔滥调,不值一提,找机会把这些人换了就是。
再抓几个典型,让他们知道知道上书言事的危险性……
当然了,他也不指望重开科举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最坏的结果,像前隋一样没几个人应试,或者选出来的都出身世族。
这都没什么,重要的是要做好准备,把科举制度框架确定下来,要吸取前隋的经验和教训,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早晚有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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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元贞三年四月间,还在传出消息,听取意见的阶段,李破并没有大动干戈,还有很多事要做,科举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还不需全力以赴。
四月末,窦建德一行河北降人终于来到了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