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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夫的话听听也就算了，他身在朝中，消息灵通，说不准这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从旁人那里听来的。

    中规中矩，科举官一般都是这种出路。

    后来科举盛行于世的时候，划分的更为细致。

    三甲会进入翰林院供职，多数都属于清流官，陪着皇帝宴饮玩乐，邀得圣宠之后，前程远大。

    而且那时科举官已然掌握了朝堂大权，所谓的清流更是其中的中流砥柱，翰林院出来的科举官会得到当今这些进士难以望其项背的支持。

    身份政治在那个年头已然盛行的不得了。

    大家见了面，叙的不再是家世，而是你是几几年的进士，位在几等，座师，房师为谁，同年之中又有哪些名人。

    这些问题回答出来，那你的派系以及所持的政见，谁是朋友，谁是政敌也就基本固定了，这就是后来的清流，至于他们是清是浊，你自己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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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之事至此告一段落。

    声势不大不小，最为引人注目的其实还是京试之前那场论辩，在关西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之后波及南北。

    论辩的内容涉及众多，文人们听闻此事，有样学样的开了不少文会，论政之风渐起。

    朝廷以及各地官府的开明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宣传，这在唐初是极为难得的一件大事，用后来人的话说，就是巩固了大唐的统治云云。

    至于大唐第一批进士的诞生，贵族文人们最为关注的还是他们的去向。

    至于杏林宴，殿试种种，是街头巷尾的百姓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上层人物们却不很在意。

    那都是朝廷宣扬科举应试的手段罢了。

    其中更加深刻的意味才值得琢磨，从去年开始的科举大考，到了大唐元贞五年六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有着诸多的纷扰。

    为此流了很多的鲜血，丢冠罢职，乃至于流放的人也不在少数，一桩桩一件件，都表明了一件事。

    朝廷推行科举的决心非是前隋可比，那么对于贵族们极为有利的察举制度又该何去何从呢？

    会像前隋废除九品中正制那般明令废弃吗？

    在这件事上，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殿试之后，被点为状元的孙伏伽的那篇文章传出之后，他所持的政见便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唐初时节，融合了旧有贵族豪门势力的新的贵族阶层正在迅速形成。

    以前那种由五胡入主中原所产生的胡汉对立，交融局面，最后在前隋统一天下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全面融合。

    鲜卑，匈奴贵族居于金字塔尖，汉人辅佐，成为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的格局在隋末战乱中被彻底打破。

    到了唐初，鲜卑世族纷纷势弱，胡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剧，汉人文明的强势期再次来临。

    在这样一个时期，大唐的统治阶层焕然一新，大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之势。

    而选才之制的改革，正是这个阶段的成果之一。

    触动了贵族们的利益，却并非没有妥协的余地，孙伏伽的文章能宣之于众，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种人事选拔制度上的纠缠和妥协，碰撞和较量，显然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主要看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照朝廷的规划和预想就此继续举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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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间，李破下诏。

    新科进士将由吏部进行为期半年的考察和培训，于六部轮转，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德，年底授官。

    其中一部分其实还要被分散到京兆各县轮换，差不多就是一个岗前培训的过程。

    和后来的科举官其实差不多，都要从一些低级的职务干起，一来是考察，二来则是让他们熟悉官场流程，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样子。

    就是比后来明确了许多，又在京师把人留了一下，算是给新科进士们一个不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在京师扩展一下眼界和人脉，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优待。

    当然了，你在京师的这一段时间里，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才能，或是道德上有所缺失，那也不用废话，授官之时有你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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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之事一过，礼部和吏部松泛了一些，可还得接着着眼于今年七月举行的乡试，有鉴于去年乡试比较混乱，今年就又查缺补漏，推出了不少新的举措。

    比如这次各郡县士子都要到道中应考，郡中不再有此权力，而考中举子的数量，也顺势成为了郡县官员们的考绩之一。

    你要是再想着挖门盗洞的以人情来推荐应考士子，那就要考量一下自己的年终考绩问题了。

    如果被推举的士子过于拉胯，很可能还会受到道中的问责。

    实际上，很快朝廷就又会重新划定科举分级，堵住郡县官员推举应考生员的漏洞，只是鉴于如今读书人不多，从而推迟了此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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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中，大唐的大基建计划全面展开，赋役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大唐上空。

    朝廷上下也紧张了起来，户部尤其忙碌，李破严令他们要保障民夫的基本饮食和后勤，劳动量也必须限制在役夫的承受范围之内。

    工伤朝廷会给予一定的补偿，哪里要是出现役夫死亡的事情，诏道中严查始末，不得激起民怨等等。

    不管下面的官员怎么办事，李破觉着反正朝廷是摆明了态度，犯错的必遭严惩。

    其实他的想法非常明确，那就是尽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和大唐的人口数量，基本上国内的诸般举措，都要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

    李破不会魔法，一切都要按部就班的来办，这不是什么游戏，治理一个帝国的艰难就摆在他的桌案之上。

    每一天都会有成堆的奏章来到门下省，经过门下省官员的挑拣，才会去到皇帝案边，有的公文还会在中书和门下两省流转上几圈。

    就算如此，李破一天之中的工作量也不是平常人能够想象的，只要你想做事，那么就有做不完的事情等着你。

    你想一拍脑门，想个主意出来就把事情给办了，那纯粹是扯淡。

    李破登基之后，哪一件大事不是深思熟虑，或是经过与臣下们的无数次商讨才得推行下去？

    一张张诏书上面凝聚的都是众人之精力和心血，哪有几件能用乾纲独断，出口成宪来形容？

    李破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算不上乐在其中，反正他偶尔都会放下政务，自己去找点乐子，不然的话他也受不了这么繁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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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元贞五年六月十四，海南道大都督李道宗的奏章到了京师。

    因为路途遥远的关系，这是四月间李道宗的上书，路上整整花费了两个月才送到长安。

    李道宗在表奏当中言及南海诸事。

    他已经派人捉住了林邑伪王范梵志，以及其妻子亲族数十人，本来李道宗想要把他们解送京师，可阚泽等人说山高林密，路途遥遥，唯恐这些土人趁便逃脱，于是索性全部斩杀，以绝后患。

    这两年李道宗在林邑没少杀了人，主要是清洗范氏为首的土著贵族势力。

    把一个个躲藏在密林之中的部落首领揪出来，辨明正身之后砍下头颅，悬于城上，把****的氛围泼洒到林邑的边边角角。

    两年下来，他基本上已经摧毁了林邑旧有的秩序，范梵志为首的林邑土著贵族死的死逃的逃。

    就算这样，李道宗也没有善罢甘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带领唐军将士以及投唐的土著部落四处出击，把逃走的人都一个个捉回来杀了，逃到扶南和真腊的他就派人去向人讨要。

    一副斩尽杀绝的样子，吓的林邑土著大气都不敢出，越来越多的林间蛮族向可怖的沙陀钵大人献上了忠诚。

    林邑人信奉的是婆罗门教义，沙陀钵是婆罗门教义当中最恶之神，倒是很符合李道宗现在的作为。

    到了大唐元贞五年，范氏一族基本上已经被他连根拔起。

    他还捉了许多土人，供阚泽等人驱使着修造码头，船坞，到了现在，他已经在林邑建好了几处码头，还令人在大岛的南端建了一处，准备迎接从北边来的海船。

    只是他对此不太抱有希望，因为他从来没听说中原的船只能来到这种鬼地方，以前大家走的可都是陆路来着。

    阚泽则比他有信心的多，当年他们随着吴王杜伏威就曾驾驶海船来到过南边，只是次数不多而已。

    他们和中原的消息断断续续，还不晓得大唐的船只正在东海上游弋往来，想要大规模南下估计还得等上几年才成。

    之外李道宗还凑说，他正派人去游说扶南国王，也在海边设下一些码头。

    如果不成的话，他想率军攻之，最少也能逼迫扶南国王签下城下之盟，干劲不是一般的足，让李破非常欣赏。

    另外就是林邑的水土确实不适合中原士卒，军中常发疫病，李道宗也没多少办法，只能请求朝廷派些好的大夫过来，给士卒加以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