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车驾在华州，韩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六宅惨案”。唐昭宗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于是欣然答应和解请求，准备修国书，正式签署和平协议。那一年，王建刚刚吞并东川，听说朝廷打算与南诏邦交正常化，立刻上疏驳斥，说小小蛮夷何足挂齿，还用劳烦圣诏？有我在，他们敢放肆！朝廷听从了王建的建议，把南诏问题交付地方，由地方全权处理。王建对南诏破口大骂，砸过去一封火药味十足的书信：“蛮子龟孙儿！还恢复旧好，‘旧好’是谁破坏掉的？装什么孙子？不服再来成都撒，过来耍耍嘛，老子让你惨死在这里头！”落款：社会你建哥。南诏洗耳恭听，果然半个屁都不敢放。其实王建揽下“南诏项目”也多半是出于一己私利。首先来说，占据两川的王建不希望看到南诏问题和平解决，原因很简单，养寇自重；其次，王建更不希望中央势力参与到南诏事务中来，以防中央在两川地区的势力渗透，保证自己对两川地区的绝对控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王建以极为强硬的姿态拒绝了南诏的求和。威武霸气，扬我天朝国威，成为爱国青年的偶像，圈粉无数。乾化四年11月，南诏国主郑仁旻为转移国内矛盾，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进犯黎州。王建派出“三招讨”——王宗范、王宗播、王宗寿率军抵挡。前蜀军一战击毙其宰相赵嵯政，二战破其十三寨、俘斩数万。南诏大败而逃，溃逃路上又有数万人跌落悬崖，损伤惨重。王宗范在大渡河假设浮桥，上奏王建，请求批准他渡河越境作战，打算一口气把南诏并入前蜀版图。王建急诏停止，勒令他们即刻班师回朝，不得跨境作战。史籍记载，从此之后，“南诏不复犯边”，通过一场“对蛮自卫反击战”，王建彻底解决了困扰大唐几十年的南诏问题，从此西南无战事。镇平南诏，是王建的一大丰功伟绩。王建曾做一篇“诫子书”，是写给前太子王宗懿的，里面有王建的自评和对王宗懿的诫勉，其文略曰：“吾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故百官吏民，爱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贵，不知创业之艰难……”该文被收录进《全唐文》，名为《诫子元膺文》，因王宗懿被立为太子后，曾改名为王元膺。可以看得出来，王建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认为自己“恭俭畏慎，勤劳慈惠”，认为全国人民爱他如父母，敬他如天地。然而前文说过，他在临终前，曾说自己看见无数的百姓冤魂围绕着他，诟骂他重赋厚敛。王建入主西川之初，确实劝课农桑、招抚流民，发展经济，使得川蜀地区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然而他也的确采取了高税的政策，百姓的负担很重。一次在他过生日的时候，谋士冯涓为他献上了一首《生日颂》，前半部分歌颂王建的功德，后半部分则是描绘百姓的困苦。王建听后相当感动，感叹说：“有您这样忠直敢谏的人在身边，何愁不建功业！”随后重赏冯涓，并减轻了赋税。然而王建在称帝后，又恢复了苛捐杂税，百姓负担日益加重。据说王建搜肠刮肚地巧立名目，蜀地的几乎全部商品都要交税，百姓苦不堪言。某次，王建亲自视察成都的蚕市，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热闹繁华的贸易，灵感突发，对左右说道：“养蚕生意如此火爆，咱设置一个桑树税，必然能赚钱！”消息不胫而走，百姓恐惧不已，一夜之间，成都城外的桑树都被砍光。前蜀的重赋厚敛可见一斑。冯涓多次劝谏，让王建减轻税赋。王建也非常器重他，筹备建国的时候，冯涓与韦庄都是王建钦点的宰相人选。与韦庄的积极帮助王建称帝不同，冯涓坚决反对王建称帝，如同张承业反对李存勖称帝一样。当王建正式称帝之后，冯涓坚辞宰相，闭门不出，很快就忧愤而死。王建死后，太子王宗衍登基继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