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刘延朗】在孟昶即位之后，各地人心躁动，新投降归附的洋州武定军就出现了动乱，部将文景琛发动兵变，占领洋州。孟昶派果州刺史李延厚讨平。从文字上看，没毛病，有人叛乱了，派兵镇压征讨。然而拿过地图一看，就看出了端倪：洋州是今天的陕西省洋县，在兴元府东北方向，而果州是今天的四川省南充市，位于东川南部，是两川腹地。孟昶为何舍近求远，让李延厚跑大半个蜀国，远征洋州？这就是上文刚刚讲述过的问题：老将不服，后蜀政权不稳。洋州武定军孙汉韶在凤翔前线失利，随即与山南西道张虔钊一同投降后蜀。这次发动叛乱的就是孙汉韶旧部。与洋州紧邻的就是山南西道，这里的将士多为后唐降兵降将，孟昶不敢用他们。再往南，与之相邻的，就是利州昭武军，节度使是李肇。孟昶更不敢用。再往南，就是阆州保宁军，节度使是赵廷隐。赵廷隐也不是省油的灯，且此事正与赵季良等谋划着干掉李仁罕，不能用。再往南，就是东川了，东川节度使是孟昶本尊。所以孟昶的舍近求远实在是无奈之举。果州李延厚没有辜负孟昶的苦心，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轻易地就平定了洋州叛乱。与此同时，后唐的秦州雄武军节度使张延朗率军南下，包围文州，要收复先前投降后蜀的城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李延厚刚刚平定了洋州的叛乱，于是携胜利之师向西支援。李延厚率主力部队进驻兴州，派先锋官范延晖率领先头部队增援文州。兴州位于兴元府以西，文州以东，凤州以南，凤州以北就是大散关。李延厚把主力部队驻扎于此，主要是切断凤翔——大散关——凤州方向来援的后唐援军。如果后唐主力从这个方向来援，那么向西可以增援文州，向东可以收复兴元府山南西道、洋州武定军等秦岭以南的土地。李延厚扼守兴州，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非常睿智，是个深谙用兵之道的狠角色。张延朗知道自己遇到了高手，于是主动解除文州包围，撤军回秦州；后唐派驻兴州附近的部队也撤回到凤翔。后唐收复失地的这次试探性进攻以失败告终。后蜀任命大将全师郁为“金州防御使”，金州位于洋州武定军以东，此时尚在后唐的控制中。这是很传统的“令自取之”。全师郁率兵攻打，攻克金州外层防御圈，兵临城下。此时的金州只有一千守军，形势危急。金州监军陈知隐率领三百士兵，顺着汉水临阵脱逃；防御使马全节毁家纾难，拿出所有家产犒赏部队，殊死抵抗，终于将全师郁打退，保住了金州。李从珂下诏，斩杀监军陈知隐；马全节进京接受封赏。马全节进京之后，枢密副使刘延朗就明目张胆地向他索取贿赂。在当时，李从珂基本完成了中央权力的再分配，核心权力都掌握在嫡系亲信手中。在名义上，房暠、赵延寿是枢密使，然而他们并不讨李从珂的欢心，特别是赵延寿，只是为了拉拢赵德钧、平衡石敬瑭的棋子。真正深得李从珂器重的，是枢密副使刘延朗和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房暠精于人情世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很懂为人处世之道。虽然自己是枢密使，名义上是刘延朗的上司，但从来都是唯刘延朗马首是瞻，凡事都要向刘延朗请示，以刘延朗同志的指示为最终决策。特别是当幽州、太原的使节进京时，房暠更是一语不发。按照工作要求，枢密院的主要负责人要与使节开工作对接会，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工作。每当这时，房暠干脆假装打瞌睡，不听、不议、更不表态，当使节们都走了之后，他才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咂摸咂摸嘴，“咦？人呢？”如此一来，无论是人事任免、公务奏报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副使刘延朗一人做主，房暠只管签字。而各地官员来京朝见时，也都是先向刘延朗行贿。特别是事关人事调动的时候，最终结果全都取决于他们给刘延朗的意思，贿赂的多，就得好差事；反之则要喝西北风。这已经是后唐公开的秘密。马全节进京之后，刘延朗生怕这位久在边疆的土鳖不懂规矩，公然索贿。马全节为了保住金州，已经散尽家财，现在他已经是身无分文，根本没有足够的钱财孝敬刘延朗。于是刘延朗大怒，要让这位不守规矩的人知道知道破坏规矩的下场。刘延朗做出了人事任命：任命马全节为绛州刺史。消息传出，朝野震惊，举朝哗然。因为马全节已经官居防御使，相当于副省级干部，又立了大功，理论上应该官升一级，晋升为节度使，而刘延朗非但没有给他晋升，反而给人家降级为刺史。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简直是胡闹！皇子李重美也为此愤愤不平，直接跑到李从珂那里告状，李从珂大为震惊，于是亲自过问，这才将马全节改为沧州横海军留后。通过这件事足以看出刘延朗的权势熏天，如果不是皇子李重美亲自告状，李从珂居然还一直蒙在鼓里，对马全节的任命毫不知情。人事任免权是一个集团最根本的权力，卖官鬻爵是最大的腐败，是万恶之源。卖官鬻爵导致的直接后果，必然是遍地贪官，大官大贪污、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而所有的压力最终都将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清正廉洁、忠正耿直的官员，则受排挤，无法进入权力核心，他们利国利民的正确主张也得不到实施。社会精英逐渐被边缘化，奸佞小人则充斥朝堂。人事任免权是帝国大树的根，其他诸如挪用公款啦、苛捐杂税啦，都是细枝末节。一旦根部腐烂，歪风邪气自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