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石敬瑭是汉奸。这是永远无法翻案的。石敬瑭借助外国势力推翻本国合法政权，并且割让大片领土，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主权，无论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他也是无可争议、如假包换的大汉奸。也有人提出反对，说他不能算“汉奸”，因为他不是汉人，而是沙陀人。这就矫情了。不管他是什么民族，是汉人也罢，是胡人也罢，总之，他出卖的是中原汉地的利益，代表中原汉地之主、代表中原汉人，割让了中原汉地，那他就是“汉奸”。尽管他在上位之后，励精图治，一心经营中原，也有摆脱契丹控制的想法和作为，但这都改变不了割让幽云十六州的事实。那么，汉奸石敬瑭真的一无是处、乏善可陈吗？我个人认为，《旧五代史》的盖棺定论就非常中肯，是主流史学界客观公正的评价：“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仁慈恭俭之主”这个评价相当高了。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割让幽云十六州的话，那么“五代第一贤君”的称号恐怕就不是后周世宗了。石敬瑭究竟是个怎么样人，怎样的君主？据史籍记载，石敬瑭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沉稳干练，成熟暖男+1。喜读兵书战策，是个有脑子的勇将，可以独当一面，崇拜的偶像是李牧、周亚夫。李牧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将，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前半生是抗击匈奴的民族英雄，后半生致力于对抗秦国，他的存在使得秦国无法吞并赵国，故而民间流传着“李牧死，赵国亡”的说法；周亚夫，汉初名将，最大的功绩就是平定“七国之乱”。石敬瑭的一生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阶段：称帝前，称帝后。称帝前，石敬瑭就是这样一个人狠话不多的儒将，李嗣源就非常欣赏他，于是将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在推翻后梁的战争中，石敬瑭屡立奇功。李存勖曾抚其背，赞他虎父无犬子。石敬瑭崇尚节俭朴素，不喜欢歌舞升平，即便是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穷奢极欲，经常穿着最廉价的粗布衣服和麻鞋。这是他的加分项。身为皇帝，贵为天子，他没有放飞自我，何止是“996”，他几乎全年无休，史籍说他勤于政事，旰食宵衣，意思是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工作，夜深的时候才休息。正因为有了这些优良品质的加持，才使得他保全社稷。石敬瑭在位的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本身接手的就是李从珂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缺钱缺粮，所以石敬瑭的节俭朴素一方面是为了作秀，另一方面也是受客观现实所迫，他铺张不起。而各地的叛乱更如雨后春笋，除了我们重点提到的范延光、李金全、安重荣、安从进之外，西北地区、河南地区都有大小不一的叛乱。兵连祸结，苦不堪言。除了这些政权内部的困难，石敬瑭还要应对契丹爸爸的指手画脚，与原始殖民主义做斗争。所以他旰食宵衣也是被逼无奈。但我们也不会因此抹杀他的这些加分项，毕竟有些统治者是不负责任的，在民不聊生、万物凋敝的情况下，仍然坟头蹦迪、接着奏乐接着舞，“何不食肉糜？”石敬瑭最起码知道励精图治，为了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在这样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局势中，石敬瑭当了七年皇帝，在位时间是五代时期的前三名，与“明宗盛世”的李嗣源并列。石敬瑭虽然是武将出身，却是军阀中罕见的仁慈温厚之人，史书说他“礼贤从谏”，无论当皇帝前还是当皇帝后，他始终没有抛弃这个优良品质，礼贤下士、虚怀纳谏，比李从珂要强的多。比如上文提到的在“张彦泽巨案”中，尽管气得他失态，当场爆粗口，尽管被李涛噎得一句话说不出来，也只是拂袖而走，拍屁股走人，也没有像李存勖、李从珂那样，动不动就抡刀、弯弓，杀劝谏的大臣。如果仅看这些，我们确实可以说，石敬瑭是个好皇帝。权威正史给的盖棺定论都是“仁慈恭俭之主”。然而无论怎么绕，也绕不开他的卖国行径。《旧五代史》说石敬瑭迎请契丹救兵，就是饮鸩止渴。注意，《旧五代史》在夸他是“仁慈恭俭之主”的前面，有个重要前提：“倘使非由外援之力”。很严谨，假如石敬瑭没有求援契丹，没有割让幽云十六州的话，他才能配得上那个美称。石敬瑭也因“以父事契丹”，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儿皇帝”，被骂做认贼作父、厚颜无耻。在他执政时期，也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石敬瑭是个非常软弱、怯懦的胆小鬼，处处妥协，处处忍让，怂的一批。以至于安重荣在谋反前就敢公开羞辱他，骂他不是个纯爷们儿。其原因，我们早就分析过了，还是那句话，时局所迫。别忘了，石敬瑭是武将出身，他的功名都是一刀一枪从死人堆里拼出来的，跟随李存勖打天下的时候，经常带着十几个、几十个骑兵冲入敌阵，英勇异常，所以才会被李存勖、李嗣源发掘，受到赏识器重。后人被“儿皇帝”的印象误导，再看他对待国内反对派的态度，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就是一个贱贱的抖m。实际上，石敬瑭是血性汉子，杀人不眨眼的那种。而且他本人也是嫉恶如仇的。在他坐镇河东的时候，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有位农妇与士兵争执不下，诉讼到公堂。案由其实很简单，农妇说这个士兵的马把她晾晒在门口的粟米吃了，要士兵赔偿，士兵坚持说没有，是这泼妇讹人。吃了——没吃——就是吃了——就是没吃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案情很简单，但取证很困难。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年代，小县官抓耳挠撒，无法判决，于是奏报到上级，就到了节度使石敬瑭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