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尾声】石重贵上台刚两个月，襄州就送上了一份大礼：收复襄州，叛贼安从进举族自焚。天福六年11月，安从进趁石敬瑭北幸魏州的时候，在襄州发动叛乱，想要趁虚而入。不料这是石敬瑭的欲擒故纵，早就给留守汴州的石重贵留下了空白调令，并安排好了应急预案，在襄州叛乱的消息传来，应急预案迅速启动，张从恩、焦继勋、郭金海等率领中央禁军，从汴州南下；高行周、宋彦筠等从洛阳南下。如神兵天降，反倒打了安从进一个措手不及。安从进首战失利，随即退守襄州。战争随之进入到了僵持阶段。安从进困守孤城，派弟弟安从贵偷偷出城，迎接均州援兵，结果安从贵被焦继勋活捉，砍断双脚后，放入襄州城。随后，双方就这么耗着。“有本事你进来呀。”“有本事你出来呀。”一直到了天福七年6月，围城半年后，高行周自襄州前线上奏，说穷途末路的安从进还在进行垂死挣扎，派幕僚李光图潜出城外求援，被我军捉住，押往京师。石敬瑭没工夫搭理这茬儿了，因为6月13日，他老人家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石重贵即位后，宣制大赦天下，其中特别点名了襄州安从进，说只要安从进迷途知返，缴械投降，保证他及他的党羽平安无事，并且还要加恩，让他们升官发财，衣食无忧，颐养天年。投降吧，朕不会辜负你的，就像先帝不会辜负范延光一样。当时间来到了8月份，襄州的粮食断绝。安从进外无一兵一卒之援，内无一谷一粟之粮，士气低落，几近崩溃。城外，总司令高行周正在等待襄州城的不攻自破，然而他的一位部将却一语点醒梦中人。“大军围城近一年，襄州叛贼粮草断绝，我军的后勤补给同样消耗巨大，士卒和百姓早已疲惫不堪，为何不趁着现在给城里施加压力，逼迫他们早早投降呢？别忘了，现在换皇上了……”“哦——”高行周瞬间顿悟。负责攻城的将帅其实是肩负着巨大的压力的，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战场，而是后方。特别是当攻坚战陷入僵局的时候。因为这时候皇上难免会猜忌前线统帅，认为是统帅养寇自重，是利用叛贼来要挟朝廷。如果此时再有小人趁机进谗言，前线统帅基本就凉了。这种故事太多了，没有死在前线的枪林弹雨中，却被自己人背后捅刀子。再者，如今国家财政困难，缺钱缺粮，襄州前线无疑是一头吞金巨兽，朝廷很可能会因支撑不起而宣布撤军，就像明宗皇帝当年征讨荆南无果而终一样。出现这种情况，前线统帅也会因“征讨不力”而遭弹劾、丢官罢职。所以，高行周等不起，他必须快速地吃掉襄州，否则不会有好下场。于是，高行周立刻动员全军，对襄州城突然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僵持了半年多，死寂沉沉的战场迎来了热血的呐喊，中央军惊讶地看到，总司令高行周与禁军将领刘词，居然冲在了最前面，带头攀爬城墙，中央军士气瞬间爆表，将士们呐喊着，争先恐后地向前冲。襄州守军的斗志荡然无存，士气早已崩溃，面对中央军的突然猛攻，纷纷缴械投降。安从进见大势已去，便带领全家老小转移到高楼之上，举族自焚。其子安宏赞被生擒，斩首。【关系破裂】襄州战事结束了，搞“路线斗争”的景延广却没闲着，他正积极挑动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在石重贵登基之初，与群臣商议向辽国皇帝耶律德光告哀的国书该怎么写。按道理说，应该使用奏章的格式，石重贵须向大辽称臣、称孙。景延广跳出来，大声反对，认为不能向蛮夷称臣，所以也不必使用奏章，随便写封书信就可以，称孙倒是可以。当时，桑维翰尚在地方做节度使，因为石敬瑭末期姑息杨光远的缘故，将桑维翰外放。“亲辽派”的二号人物李崧在朝堂。李崧果然坚持走“亲辽派”路线，强调向大辽称臣是先帝与耶律德光的协议，不能无缘无故地违反，而且，我们目前并没有做好与辽国开战的准备，万一打起来，我们会吃亏的。景延广与李崧互不相让，“称臣”问题成为亲辽派与反辽派的首次较量。在此期间，圆滑世故的冯道表示不站队、不表态，模棱两可，谁都不得罪。最终，石重贵还是采纳了景延广的建议。因为李崧是“李从珂余党”，景延广则是拥立自己登基的佐命功臣。耶律德光收信之后，勃然大怒，派使节前来训斥这个不听话的孙子，“为什么不先到我这儿来报备？你个孙子竟敢擅自继位，得到你爷爷我的允许了吗？”景延广夺过毛笔，挥毫泼墨，亲自回骂，言语傲慢、措辞激烈。“称孙不称臣”，是后晋得罪契丹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则是“乔荣事件”。乔荣原本是河阳的一名低级军官，在河东战争中，被李从珂调派给赵延寿，跟随赵延寿北上支援晋安寨。当时，赵延寿与养父赵德钧会师之后，就一起逗留不前，隔岸观火，要挟朝廷。等赵德钧、赵延寿被俘虏后，乔荣也跟着一同被押送到契丹。因他精明能干，很快就被契丹任命为“回图使”，也就是外贸官员，负责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前文介绍过“回图务”、“回图使”，他们既垄断这两国之间的贸易，又是重要的情报中枢，是契丹经济入侵的桥头堡，是把后晋变成经济殖民地的隐形武器。景延广怂恿石重贵查封了“回图务”，逮捕了回图使乔荣，并把回图务仓库中的钱财、货物全部没收，还把乔荣抄家，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既抓捕了“汉奸”，又搞毁了敌特组织，还捞了大笔的钱，这买卖真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