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怒了。以备不时之需，以防不测。你准备干什么？你想防什么不测？其实当时还真有“不测”——郭威重病在身，连早朝都要缺席。在这种情况下，王殷有震主之势。事实上，郭威距离驾崩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留给郭威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铲除隐患，给继任者留下一个天下太平。腊月二十六日这天，郭威强撑着病躯，咬牙坚持驾临滋德殿。皇上坐起来了！百官入朝称贺，王殷也入宫请安。就在王殷进殿后，忽然伏兵四起，将他当场逮捕，随后，郭威宣布说王殷阴谋利用郊天典礼发动兵变，削夺王殷一切官职爵位，流放登州。流放？郭威怎么可能让这颗毒瘤活着到达登州？王殷刚出城门，便被诛杀。随后，郭威命澶州节度使郑仁诲去魏州安抚王殷的家属。怎么“安抚”呢？答：杀。一刀下去，一了百了，从此再无尘世间的牵挂。刘承佑屠戮功臣，暴虐昏庸、猥琐龌龊；郭威屠戮功臣，有理有据、天经地义。据史书记载，郭威下诏赦免王殷的家属，但是，郑仁诲却将王殷的儿子诛杀，把其他家属流放到登州。而关于郑仁诲擅杀王殷之子的原因，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郑仁诲贪图王殷的家产而擅杀；另一说是郑仁诲前来宣慰的时候，王殷之子没有出门恭候。或许存在第三种说法，而这种说法才更贴近真相：郭威密令郑仁诲诛之。前文刚刚介绍了郑仁诲，他是郭威为数不多的嫡系亲信，是郭威的智囊之一，郭威龙潜时，二人就经常彻夜长谈。郭威称帝后提拔郑仁诲为枢密副使、宣徽北院使。“枢密副使”显然是分枢密使王峻的权力，所以王峻一直很不满；而后又出镇澶州，澶州是魏州的南邻，显然又是在针对王殷。当郑仁诲擅自诛杀王殷之子后，郭威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将郑仁诲提拔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这就很说明问题了。郭威深谋远虑，在临死前为继任者铲除了王峻、王殷两大定时炸弹，确保了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腊月二十九，在除掉王殷的第三天，郭威身穿龙袍、头戴冕旒冠，非常隆重地前往皇家祖庙祭祀。此时的郭威必须在左右侍从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勉强登上台阶，斟酒献祭。按照流程，郭威要跪拜献酒，然而当他俯下身子的时候，却昏迷瘫软，无法完成祭拜。左右侍从忙把他拉走抢救，祭祀仪式不得不由柴荣代替完成。当天晚上，郭威病势加重，一度进入濒死状态，御医们一直抢救到半夜，才稍稍好转，从鬼门前返回。又过一天，就是新年的大年初一了，是郭威“有事于南郊”的日子，郭威拖着病躯来到汴州南郊，此时的他几乎是全身瘫痪的状态，只有头还能略微活动一下，也仅仅是微微点头而已。一切祭拜流程全由主管官员代替。郭威下诏，改元大赦。改广顺四年为显德元年；大赦天下，“十恶不赦”的也赦了；内外将士、文武百官等全有封赏，普天同庆；为后梁、李从珂恢复名誉，“今后不得以梁朝、清泰朝为伪朝、伪主”。随后，郭威驾临崇元殿受册号，冯道率领百官，为郭威呈献了尊号“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群臣称贺。汴州南郊的郊天礼和崇元殿的受册礼，一切从简从略，“以帝不豫故也”。流程上从简，赏赐之物也从简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后周要革除后汉的暴敛弊端，大幅削减租税，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也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在取消“营田务”的时候，有人提议把营田务的国有资产卖给农民，即最原始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但郭威却直接免费赠送给百姓，有关部门就提醒郭威，说这样一来，政府将损失几十万贯钱！郭威却说道：“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一句话，藏富于民。后周在财政方面压力山大，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则是连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财政支出有增无减。在这种状况下，郭威的这次“有事于南郊”确实无法与“明宗盛世”的李嗣源那次相提并论。所以禁军中就有将士私下抱怨，怨恨郭威吝啬小气。郭威听说之后，非常不高兴，把几位主要将领叫到卧室，说道：“我自从登基以来，虽贵为天子，但一直是粗茶淡饭，穿衣更是艰苦朴素，把省下来的钱都补贴给了禁军，一心一意提高你们的生活品质，国库紧张，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而今，竟然纵容这种妖言惑众的行为，你们是何居心？你们不管皇帝如何节俭，也不管国家如何积贫积弱，更不管自己到底有何功劳，却只想着讨要无尽的赏赐，你们对得起良心吗？”诸位将领惶恐跪拜，纷纷做自我批评。退出后，积极排查，将几个带头闹事的揪出来，斩立决，这才平息了军队的怨言。此前在铲除王峻之后，郭威就把柴荣召回京师，任命他为首都市长、封晋王，开始为接班做准备。郊天之后，制以柴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柴荣掌握了兵权，做好了接班的准备。郭威当年坐镇魏州时，非常赏识一个名叫曹翰的小职员，此人精明能干，郭威把他安排给柴荣，做柴荣的幕僚，跟随柴荣赴镇澶州。当郭威调柴荣为开封府尹之后，曹翰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从澶州跑到汴州。柴荣很惊讶，“你怎么来了？”曹翰说道：“您不该问我为什么来，而是我该问您为什么还不走。”柴荣更加诧异，忙向他请教。曹翰屏退闲人，对柴荣说道：“大王您是帝国储君，如今皇上重病卧床，您不去入宫服侍医药、伺候病床，反倒在外面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