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辅值房出来，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笔给工部下了条子，要求他们重新讨论胶莱运河和迦运河之利弊，同时对两条运河所需耗费进行大致估算。
    惟一单独注明的，就是迦运河按照五年时间，利用农闲时间开凿而不是如这时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样，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连日连夜赶工，争取最短时间完成的模式。
    条子写好后，魏广德把条子交给芦布，让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书朱衡手中。
    魏广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经意的意见以及和张居正在值房里发生的争论，对大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原本历史上，自弘治年后，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曹、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洪水漫淹鱼台、沛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
    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和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改开新渠，以避黄泛。
    “于梁山以南别开一新渠，以避秦沟、浊河之险.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河口以远河势。经久之策……在开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议，当时不仅未被采纳，自己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
    然而自他开始，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河之议”。
    隆庆五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
    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河，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后上言，开河虽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实在艰难，并列举了“开三难”。
    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下令再次勘查。
    这一次，总河都御史万恭回来后对朱衡讲述所见所闻，让朱衡转变了看法。
    奏报开“有三难，大略如遵指”，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开河了。
    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开六难”、“永罢开之策”之议等，使朝廷上反对开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样开挖河的事也就作罢了。
    朱衡当着魏广德的面再次提出开迦运河，其实也是相对于胶莱运河，开凿迦运河要实际一些。
    最起码，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
    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重提开挖河。
    他在《开疏》中系统阐明，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河的“三难”之说，称自己派钻探、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三难”的地方逐个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
    傅希挚关于开挖河的奏疏，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如此深入详实、精准透辟，入情入理，势如高屋建瓴，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教条、庸冗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
    万历看后，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
    开挖河之役，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即可成为现实。
    然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丰、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河的事。
    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
    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
    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
    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的想法，使开之议再次泡汤。
    至此，“开河”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
    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徐州，漕运再次被阻。
    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
    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河的帷幕。
    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黄河又在徐州黄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到此时，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
    在刘东星主持下，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
    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河。
    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风险。
    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
    万历三十一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河的“六善”、“二不疑”说，更全面阐述了开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
    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
    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全长二百六十里，统称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建立，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再未改变。
    实际上，迦运河的开通，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河之绩。既避黄河之险，又资泉湖之利”。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
    “避黄行运”派的主张从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清楚。
    主黄派以潘季驯、万恭、常居敬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脱祸，又可以借黄行运。
    潘季驯在万历年间开始尝试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
    在“河之议”中，以潘季驯为代表的主黄派反对开河。
    在河开通之后，他们又认为开挖河是不成功的，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
    虽然河开成以后，河经常河浅没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冲击，出现大量淤沙。
    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断进行了拓展、疏浚，其建置不断完善。
    到了清代，完全接受了开挖河的成果，并把它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航道，旧运道被完全废弃。
    而现在，大明万历年间河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魏广德坚持下，迦运河避免了此后长达二十年的争论，在其推动下直接进入明廷视野。
    当晚，朱衡就到了魏广德府邸，他来自然是要问清楚内阁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思考过了，与其再次尝试胶莱运河，不如开挖新河渠，避开黄河之险。”
    魏广德对朱衡解释自己的理由，“在张居正心里，依旧是漕运的重要性远大于海运，我在内阁话语权不如他重，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支持开挖迦运河，保住漕运畅通，对朝廷有利。
    迦运河开工，不代表黄河就不治理，在我想来，黄河依旧要治，只是这次只是治水，和保运没有任何关系，想来对于治水之人来说，承担的责任就要小一些。”
    “五年？”
    在朱衡问询的时候，魏广德给了肯定的回答。
    “工程浩大，需要求稳，第一年主要是再次确认开河的可能性。
    之前你说存在一些难题急需解决，工部要召集水工方面行家商议解决。
    该筑堤的筑堤，该凿石的凿石，务必把准备工作完成。
    周边水系要详细调查，对调水也要有详细的计划，切不可因为水量影响行船.”
    魏广德把自己考虑统统向朱衡解释一遍，最后才说道：“这些年漕运因为黄河水患屡屡断航，我希望迦运河建成后，漕运能保持持续顺畅。
    只是黄河过水时，稍稍停留数日还可接受，但若因此断航是断不能接受的。”
    朱衡闻言想了想才说道：“既如此，那我抽空亲自走一趟，带人先实地查勘一番。”
    “心中没底？”
    魏广德闻言失笑道。
    “自嘉靖四十五年完工新渠后，我就再未去过，没亲眼见到，我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行。”
    朱衡苦笑道。
    他算是明白了，迦运河能不能行，貌似已经涉及到魏广德和张居正之间私下里一次斗法。
    魏广德不想输给张居正，条件就是迦运河可行。
    否则，以后张居正和魏广德关于朝政，但凡有纷争，今日之事都可能成为张居正攻击魏广德的理由。
    那就是有前车之鉴，你魏广德反对他的意见，但你的办法也行不通，不比他张居正的办法好。
    于是第二日，朱衡就以工部部议上奏，欲前往南直隶，实地查勘迦运河走向。
    奏疏到了内阁，魏广德很快批“可”，随后送入宫中批红。
    小半月后，魏广德又请假一日，前往通州码头接回妻儿。
    魏广德自隆庆六年受急旨赶回京城到现在，夫妻已经一年未见，此番想见自有千言万语难诉思念之情。
    带着俩孩子上了马车回京城，一路讲述近年过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次日回到内阁办差，就收到兵部公文。
    上次戚继光的战报只是讲述战果，并未把整场战事详细汇报，而这次的公文则比较详细，不仅讲述了战斗经过，最后还上奏，朵颜部首领董狐狸率部众二百余人叩关求降，请朝廷定夺如何处置。
    即万历元年春，董狐狸亲率侄子长昂集中朵颜部几乎全部家底，数万部众骚扰蓟镇未果后，在秋高马肥之际，再次由其弟董长秃率部饶边。
    朵颜部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
    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战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
    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的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
    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明军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趁势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
    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一百五十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董长秃。
    董狐狸主动求降，其实也是被明军凶猛的炮火打服了。
    要知道，这次戚继光获得的胜利可是一场硬生生的野战，在蒙古人心里，他们是野战无敌的。
    可是这次他们踢到戚继光这块铁板，直接用车营正面应战，用骑兵追杀的战术，让朵颜部自知和明军交战再无胜算。
    没了交战的底气，自然只能请降一条路。
    不过或许是因为和明人交道打得多的缘故，他们请降的同时也请求恢复封贡。
    之前是战报，自然早送晚送倒是无所谓，可是这次请降和请封，情况就不同了，魏广德当即拿着兵部奏疏就去找了张居正。
    “善贷以为如何？”
    首辅值房，张居正看完奏报后问道。
    “大同都认了，若拒绝所求，难免让蒙古诸部死心，和朝廷死磕到底。”
    魏广德苦笑道。
    张居正知道魏广德的态度和他一样，随即点头道：“那就按朵颜旧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