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六年春，京西道，襄州。
阳光明媚，春风送暖，汉水之上，百舸争流，在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中，有一艘北行的官船，格外引人注目，船上诸多彩旗迎风飘扬，其中夹杂着一面龙飞凤舞的“范”字旗，这乃是荆湖北道巡抚使范仲淹北行之船队。
甲板上，已然年近六旬的范公，抚舷而立，花白的须发在江风的吹拂下飘动着，不断打在那张沧桑衰老的面庞上。汉水之上，船来船往，沿岸村镇，人烟稠密，这一切都表明，当今的大汉帝国，依旧繁荣昌盛，充满活力。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的。但作为帝国的上层权贵，从中枢到地方，往来上下数次的范仲淹，却深刻且极具忧患意识地认识到，帝国如今的繁荣，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同了，这是建立在对亿兆子民更严厉与残酷的压榨与剥削上了。
在世祖、太宗、世宗统治时期，即便偶有反复，但整体上对于帝国权贵们的约束，还是强力而有效的，这也是帝国能够长时间维持一个繁荣昌盛局面的根本原因。
然而，自三代帝王陆续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正统皇帝刘维箴继位，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统治阶级自我约束意识，正在逐渐模糊。
虽然帝国统治依旧是稳固的，经数代帝王不断完善的管理体制依旧有序地运转着，但不容忽视的是，千年以来历代王朝，甚至就在大汉建国百年间，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弊病与问题，也再度萌发了。
历史是个轮回，治乱循环是其特征，当帝国的统治阶级，一步步放松自我约束的时候，当统治者的贪婪需求经过自上而下，重重加码之后，落到帝国那亿兆万千黔首身上的时候，也必然产生又一轮的统治压力与矛盾。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帝国依旧能保持一个强盛文明的状态，上下依旧沉浸在太平盛世之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祖宗们留下的丰厚遗产，以及，帝国子民还能够承受当下程度的剥削......
正统时代的大汉帝国，固然还前行在建隆盛世的余晖之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份余晖并不能庇佑帝国永远，巅峰之后的下坡路，也不可避免。
关键在于，这个坡该怎么下，有想要稳步前行，缓慢下坡的；也有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追自然之理的；还有一些不甘于滑落，意图将大汉帝国的巅峰基业，继续保持下去的，比如这范希文公，更是代表性人物。
自端拱二年入仕，一晃眼，三十一载春秋已然逝去，范仲淹也从初出茅庐、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成为满头华发、誉满天下的忠臣良相。
范仲淹在当下的大汉帝国，名声是极好的，尤其在庶族官僚群体之中，更被视为领袖，哪怕是素鄙南人的北方士林，虽然常常带有色眼镜观之，但也从来没有鄙薄过他的治事能力与忠诚之心。
那满头的白发，大抵有一半，是因忧国忧民而生。到正统时代，如果要从庶族官僚中选出一个首相，那么在很多人的脑海中，第一个跳出的人选，大抵就是范仲淹了。
而能够拥有这般巨大的声望，仅靠个人的才干与能力，显然是不足的。在范仲淹背后，也同样站着一大波人，端拱进士、建隆内阁、南臣、睢阳、娄江学派、吏政派，再加上世宗皇帝股肱之臣的光环，这些共同造就了一个“当世第一臣”。
不过，支持拥护他的人很多，厌恶排挤他的人，同样不少，因此，范仲淹的首相之路，也注定不可能顺利，尤其在世宗皇帝这个最重要的伯乐离开后。
三十年宦海生涯，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从地方返回京师了，但从没有哪一次，像此次这般，让范仲淹踌躇忐忑，患得患失。
当然，以范公之胸襟与气度，自不是因个人得失而焦虑，他忧怀的，是家国天下、君王社稷。而此番回京，他注定要在帝国政坛掀起一波狂澜，要趁着人生暮年，为帝国、为君王、为黎庶，再尽一次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事实上，早在正统四年的时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还朝，离开他奋斗了七年的陇右道，留下了一个军政稳定、诸夷咸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样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进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业。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里，大汉帝国虽然光辉而伟大，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矛盾，是需要有为者去担当解决的，而到了范仲淹这种地位与声望，自然也有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后，即任尚书仆射、兼财政使。对于帝国内的财政系统，范仲淹并不陌生，早在世宗身边担任内阁学士时，就接触过，后来更官至盐铁使。
曾经主持过淮东盐堤工程，以及对全国盐务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财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整顿，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计、款项调拨审核事宜上，做了相当力度的整饬与纠正，盐务上复发之贪、盗、贿、私等现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击。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体的同时，帝国在财政系统的糜乱，也得到很大的改变，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财政使只当了半年，他的整顿改革则只持续了四个月，便被罢相。
当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这牵扯到新一轮的贵庶之争。
正统初年的帝国政治格局，整体上虽然保持着理性与平稳，但由于皇帝刘维箴的德浅才弱、威望不足，上层的斗争，实则是比较激烈了，尤其在世宗压制十多年后的勋贵阶层，迎来反攻之后。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书令杜衍，在正统二年的时候罢相，出京前往西南担任巡抚使，继任的，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
而当时的政事堂，除李昭贤这个尚书令之外，另有枢密使折惟昌、兵部尚书向元锴、礼部尚书冯端，另辅以石元孙、李光辅等掌握实权的军政大臣。
这些都是功臣元勋之后，除冯端、李光辅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国的顶级勋贵，如李昭贤、折惟昌，还有一层皇亲国戚的光环。
当这些人在帝国朝堂占据大量话语权的时候，也是意味着勋贵势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来早已壮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团的对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头扎进政斗的漩涡，虽然，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朝廷、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有些争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作为尚书令下属最重要的两个宰臣，吏部尚书与财政使，一个吕夷简，一个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对李昭贤形成了相当强力的钳制作用。
于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李昭贤从幕后策动一场政治攻讦，他选择的目标，正是范仲淹。吕夷简这个人，老谋深算，且权术高超，否则也难在新皇继位之后，就迅速运作回京为相，并更进一步，担任吏部尚书。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虽然私德无亏，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击。
而这样的政治活动，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过错，只是当权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够多的短处与把柄，等形成风潮之后，弱势的皇帝刘维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将范仲淹外放，他实在顶不住来自李昭贤等勋贵的压力，或者说不愿意正面对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夺相，出任湖北巡抚使，那一年，范仲淹56岁。
如今，范仲淹58岁了，满鬓霜白的他，依旧操劳于政事，牵挂于君王，也再度迎来一个复起的机会。
两年后的今日，朝廷的局势又大不一样了，最大的变故就在于，尚书令李昭贤因病去世了。朝廷又丧失了一个领头羊，上层的斗争也再度激烈起来，而在一场旨在夺取最高相权的争斗之后，最终的人选，浮出了水面：范仲淹。
李昭贤薨得突然，以致于后事都没能交待，趁着这个空档，朝中蛰伏已久的庶族集团，也发动了一场全面性的反攻。
并且，还得到了一部分勋贵阶层的支持，比如冯端、李开源等人，同时还有萧氏的默默推动。
建隆——正统时代，朝中有“三萧”的说法，萧景、萧恭以及萧惠，这三人，要身份有身份，要资历有资历，但在权贵圈子里，是一直被默默鄙视的，还是那个原因：契丹族出身。
因此，在李昭贤等传统贵族掌握朝权时，萧氏也是默默蛰伏，秘密寻求推翻机会的一波人。李昭贤的突然辞世，显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当然，真正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皇帝刘维箴，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以刘维箴的脾性，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除了皇室亲戚，以及东宫旧臣，他显然更亲近于那些庶族官僚。
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听话，世宗皇帝驾崩之前，对他多有耳提面命，在人才的任用上，曾给他指点了大量人选，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若想做事，可任范仲淹为相......
显然，已经31岁的皇帝刘维箴，在登基七年之后，也想着做出一些成绩来，于是，在兼采多方建议，在众臣的推荐下，他终于下诏，召范仲淹回京。
刘维箴还专门派内侍省宦官南下，除了宣诏，还送上一份刘维箴的手书，上边尽是恩信期待之言，足以让范仲淹感激涕零。
而从诏书自中枢下达之后，至少在短时间内，朝廷上层的斗争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南方，望着水陆之途。
原因无他，正统时代的尚书令，权柄之重，堪称帝国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