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

    在广年城休整几日后，卢植大军启程，准备挥军北上，直扑广平县东北方八十里外的广平郡城。

    从地理上看，其实斥章县离广平县更近。

    广平城为广平郡的治所，位于广平郡与巨鹿郡的边境地带，而斥章县则处于广平县的正下方，洺水从中间将它们隔开，双方距离约五十里。

    不过从斥章县进军有个坏处，那就是需要渡河。斥章没有桥，想过桥就必须得走广年县的浮桥，因此只能从广年进攻。

    这两日卢植也没有闲着，为了应付各路人马，面对多方压力，几乎是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在大军基本平定了冀州南部的叛乱后，冀州很多名士、原来各地方官员也都聚集到了他的帐下，比如原巨鹿太守郭典，原冀州刺史李邵，新任安平相李燮，渤海太守杨璇等十数人。

    其中有在黄巾之乱时逃跑的；有在黄巾之乱时原来的官员被杀，临时被调任过来的；还有的则是被卢植解救逃得一命。

    比如魏郡太守张则，守邺城的时候差点被黄巾被杀，是卢植救了他。

    至于没来的，要么就是已经被杀，要么就是在来的路上，要么就是在自己治下收复之后，回到了自己官职所在的地方放榜安民、恢复生产。

    像清甘陵国相冯巡被杀，朝廷已经下令让原幽州刺史刘虞担任新的甘陵相现在正在赶往冀州。还有河间相李遵，是目前光禄勋刘宽的门生，被张角杀害之后，朝廷派了新的国相陈延过来。

    而魏郡已经收复，张则便在魏郡运输粮草，担当卢植的后勤。

    常山郡和中山国的黄巾闹得不太严重，被刘备清理了小部分，太守孙瑾、国相臧旻在安定民心。

    其余聚集在卢植这里的官员因为地盘被占，没地方去，自然只能跑来投奔卢植，等待着自己的地盘被收复。

    由于朝廷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他们也只能催促着卢植尽快起兵，平定冀州。

    其实以卢植的角度思考，他是不打算这么快就进攻广平。

    原因很简单。

    根据埋伏在鸡泽的骑兵来报，这两日广平不断有兵马趁夜从广平北门出去，源源不断的金银珠宝，粮草辎重正在运往巨鹿。

    从这一举动来看，卢植判断，张角很有可能打算弃守广平，往巨鹿逃。

    这又回到了十余天前卢植在邯郸时的担忧。

    击破了魏郡黄巾，卢植就对宗员说过，他很怕张角逃回巨鹿，毕竟广平好攻，巨鹿太难打了，很容易发展成旷日持久的围城战。

    不过好在卢植有先见之明，提前应对，早早地埋伏了骑兵。

    广年县离鸡泽也不过五十里，骑兵全速行进，一个时辰就能跑个来回，所以消息很容易传递给卢植，让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做出判断。

    明白了张角的打算之后，卢植就已经考虑，利用骑兵做文章，等张角大军撤出广平，往巨鹿方向去的时候，骑兵与步兵同时杀出，与张角在鸡泽野战，则可以一战定乾坤，将张角的主力尽数扑灭。

    然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偏偏这个时候各地官员都跑了过来催促他尽快出兵，再加上另外一件事很头疼，那就是安平国国王刘续被张角掳走了，涉及到朝廷的脸面，汉灵帝刘宏就要求卢植把刘续救出来，使得卢植有点投鼠忌器的意思。

    其实汉朝和明朝有点像，都是藩王分封制度，不过和明朝末年因为各地藩王疯狂吸血，导致中央财政困难不同。

    汉朝的藩王一是封地很小，二是权力很小，三是经过汉武帝酎金夺爵，藩王数量也少了许多。

    如此一来，汉朝的藩王就掀不起什么浪，朝廷也不用每年赐那么多土地，出那么多钱来赡养一群猪。

    只是正因为如此，各地藩王在政治意义上反而十分重要。

    一旦让天下知道刘家连自己的子孙都保不住，对于汉室朝廷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此刘宏才下令卢植务必把刘续救出来。

    至于救出来之后，对他怎么处置，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事实上汉灵帝也的确从来就没有在意过刘续这个人的生死，他在意的是刘续这个安平国国王的头衔而已。

    《后汉书》记载，在刘续被俘虏后，吝啬如汉灵帝，居然会花费了一笔重金将刘续赎回。而赎回之后，很快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刘续杀掉，将安平国除国。

    这一举动看上去有点像是脱裤子放屁，既然你不在乎刘续的生死，为什么要白白花一笔钱把他赎回来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手段。

    如果让天下的人知道刘家子孙，堂堂一个安平国国王被反贼俘虏，朝廷居然对此无计可施，那么朝廷的威信何在？汉室的正统也会受到打击。

    而如果能把刘续弄回来，那么立即就可以找借口把刘续杀掉，同时除掉安平国，这样又能加强中央集权，可谓一石二鸟。

    所以就必须要刘续安然回来，只要不死在黄巾手里，一切都好说。

    这就使得卢植十分头疼，他的打算是一举把张角扑灭在鸡泽，如此一来，则大势已定，黄巾尽除。

    现在一堆人跑来求他尽快出兵攻打广平，又有朝廷下命令希望让他把刘续救出来，各种扯后腿，一边让他尽快出兵，一边又让他把人救出去，左右为难，实在不太好办。

    偏偏他又不好推辞。

    很多人以为魏晋时期是门阀政治时代，东汉是外戚与宦官掌权。实际上早就在东汉时期，门阀制度就已经逐渐形成，各大门阀世家已经站在了权力中枢点。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

    这两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关系错综复杂，如今的太尉杨赐，司徒袁隗，便是这两大世家之人。

    除了这两家以外，次一等的家族同样数不胜数，如太原王氏、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颍川陈氏、琅琊诸葛氏等等。

    再次一等，如东吴陆、朱、顾、张四大家族同样也属于门阀世家。

    门阀制度的产生其实就是源于一个家族当中有很多官员诞生，比如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除了占据着三公九卿的高官之位以外，其门下在朝廷担当中低级官员的数不胜数，掌握的权力越多，名望就越高，势力也自然最大。

    而后面这些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琅琊诸葛氏、太原王氏、颍川陈氏等几家，相当于一个州的大士族，家里必须要有数位两千石以上的高官。

    颍川荀氏、颍川陈氏、河内司马氏以及琅琊诸葛氏就不用多说，太原王氏很多人没听说过，但说起策反吕布，弄死董卓的司徒王允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如今王允担任豫州刺史，正在颍川与皇甫嵩共剿黄巾。

    最次一等的东吴四大家族，就相当于一个郡的士族门阀。家里的掌门人必须担任一郡太守，如陆逊的叔祖父陆康为庐江太守，掌控一地，自此开始繁衍生息。

    所以从上到下，就能看出，东汉时期的门阀状况。

    第一等为国家大门阀，最顶尖的当然是皇帝刘氏以及依附于刘氏的外戚和宦官势力，其次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

    第二等是一州之地的大门阀，像颍川荀氏从荀彧的祖父荀淑开始，家里接连出了荀绲荀爽荀棐荀昙等数位千石以上的高官，其中荀爽更是官至三公之一的司空，在颍川声名显赫，根深蒂固。

    还有河内司马氏，从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开始，陆续有司马量司马儁司马防等数位两千石以上高官，在河内门生故吏无数，同样是名门望族。

    另外太原王氏有雁门太守王柔，代郡太守王泽，豫州刺史王允。颍川陈氏有太丘令陈寔，大鸿胪陈纪，司空掾陈谌。

    最后琅琊诸葛氏，从诸葛亮的祖父诸葛丰开始，有司隶校尉诸葛丰，太山郡丞诸葛珪和豫章太守诸葛玄。

    只是再过几年琅琊诸葛氏会因为汉末征伐而没落，一直要到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三人在魏蜀吴分别担任重要官职，才会重新崛起。

    第三等就是东吴四大家族那样，一郡之地的小门阀。

    如果在东汉就评九品中正制，那么东吴四大家族顶多算是中品，归不到上品。

    至于一县之地。

    对不起，一县之地的大家族只能算豪族，而不能称为门阀。

    虽然卢植也是出身名门，范阳卢氏。

    但问题是，特么卢植自己就是范阳卢氏的开山祖师。

    有了卢植，才有了范阳卢氏。

    这意味着需要等到卢植死后，他的子孙后代才会借助他生前的名望成为世家门阀，而作为平民出身的卢植则完全享受不到门阀带来的好处。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在官，围在卢植身边的冀州各地官员，个个都有背景。

    渤海太守杨璇是大司农张温的门生，后来被张温推荐为尚书仆射。冀州刺史李邵是袁家的人，黄巾平定后被袁家推为巨鹿太守。

    安平相李燮自己就是门阀，祖父李郃是汉安帝时司空、司徒，父亲李固为汉冲帝时太尉，门第显赫，家世尊贵。而且他是著名的名士，与颍川荀氏和党锢之祸的首领贾彪都关系极好，素有清名。

    虽然李燮没有给卢植压力，但他人在这里，就是一种压力。

    在官场上混，人情世故要是不拿捏好，哪一天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

    再加上天子那边给的命令，卢植左右为难，根本没办法继续执行自己的原定计划。

    多方掣肘，无奈之下，卢植与冀州多位官员和名士商讨过之后，只得推翻了之前的想法，重新制定了新的计策。

    以大军从广年至广平的官道主路出发，前往广平城外安营扎寨，给予张角一定压力，同时修书一封，要求与张角谈赎回安平国国王刘续的事情。

    于是经过几日休整和扯皮之后，卢植的大军，再次踏上了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