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俭的这个提议，李元吉很赞成。

    因为大唐确实不能让藩属们占便宜，也没必要给藩属们更多的好处去彰显大唐的大方。

    但大唐确实不能让各国使节无利可图，对大唐失去兴趣，断掉跟大唐的往来。

    大唐目前处在向四邻张望的阶段，对于远邻了解甚少。

    一旦断掉了跟远邻的往来，那大唐就彻底失去了解远邻的机会了。

    等到大唐完成了征讨四邻的战略，向远邻伸长脖子的时候，再去了结远邻可就晚了。

    而且闭关锁国不是什么好政策。

    这一点是经过明清两朝验证过的。

    所以打开门，欢迎四方到来，跟四方人做生意，跟四方沟通，了解四方，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才能保证大唐在各个方面一直处在世界的领先水平，而不是被世界偷偷摸摸的给落下。

    所以，不仅得让各方的使节觉得大唐有吸引力，还得让各方的商人、读书人等等都觉得大唐有吸引力。

    而且，大唐还得加大跟各方的交流，让唐人走出去，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各方的一切。

    所以李元吉提笔在唐俭的奏疏上写了很长很长一段话。

    上面除了赞成了唐俭的提议以外，还对唐俭以后的工作做了一定的指示。

    让唐俭扩大鸿胪寺的规模，让唐俭广纳喜欢冒险、喜欢出使的官员，跟随各国的使臣，去各国出使，了解各国的历史、了解各国的文化。

    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在各国驻使。

    虽说麻烦是麻烦了一些，工作量也大了一些，但这对唐俭来说并不难。

    李元吉相信唐俭可以做到，大唐也不缺喜欢去冒险，喜欢游荡四方，喜欢通过各种危险搏一个富贵的人。

    大唐也有许多的游侠儿整天在大唐各处晃荡，各处惹是生非。

    把这些人收编了，让他们去帮大唐探索一切的未知，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历史上李世民就干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没把这些人用在探索未知上，而是用在了管理敌方上了而已。

    而这些人也被赋予了一个在后世传的极广的名字。

    不良人。

    历史上，不良人就是由街道上游走的闲汉，以及地痞流氓、游侠儿组成的。

    李世民收编他们的目的，一是为了好管束，把这些四处为祸的家伙们全收编了，然后再以军法去管束，不仅能约束他们的行为，也能为民间除害。

    二是为了以恶制恶，这些人就是大唐最恶劣的一群人，他们知道所有欺负人的手段，由他们去收拾其他欺负人的人，必定能手到擒来。

    依照历史的记载看，他们在被收编了以后，确实做到了李世民想要的这两点。

    只不过，李元吉的想法跟李世民不同。

    在治理地方、维护地方治安这个问题上，李元吉有更好的人选。

    那就是退出军伍的兵卒。

    他们本就是纪律部队出身，比不良们更懂得遵守纪律，也比不良们更好灌输，也比不良们战斗力强。

    他们中间一些打了十几年仗的人，已经习惯了跟人厮杀，已经学不会其他谋生的手段了。

    放他们回去种田，实在是有些浪费，让他们维护地方治安，才是人尽其用。

    维持地方治安的事情，由军伍出身的兵卒们占了，那么不良们就只能帮大唐去探索未知了。

    管他们吃、管他们喝，让他们去大唐外面作威作福，他们绝对会激动的嗷嗷叫。

    毕竟，能成为不良的，不是懒汉，就是心里不安分的人。

    你让他们安分守己，他们反倒不自在。

    你让他们去探索未知，去为非作歹，他们会激动的嗷嗷叫。

    大唐内部没有他们为非作歹的土壤，大唐外部全都是。

    不过，李元吉并没有把这个写在唐俭的奏疏上，只是隐晦的给唐俭提了一下，他相信唐俭能看懂。

    在给唐俭的奏疏做了批示以后，李元吉又相继给吏部、刑部、工部、兵部，以及其他各寺的奏疏做了批示。

    其他各部各寺的奏疏，都大同小异。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那就是‘爸爸给钱’。

    要的数目都不多，但加起来超过了去年大唐税赋的一倍多。

    大唐一下子就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上了。

    这在李渊在位的时候虽然有，但绝对没有这么夸张。

    李元吉敢肯定，这绝对是李纲、陈叔达两个人搞出来的鬼。

    一定是两个人看到了国库里有进项了，而且还是大把大把的进钱，就惦记起这些钱了，开始变着花样的要钱。

    李纲和陈叔达要是在上奏之前，没有把六部尚书叫在一起商量过，李元吉敢把脑袋摘下来给他们当球踢。

    不过，即便是看透了李纲和陈叔达的心思，李元吉也没说什么，更没想过做任何反应。

    他弄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让大唐拿来发展的嘛。

    如果只是堆在国库里不花，那要它们干嘛？

    反正，钱在他眼里是花不完了。

    只要他手里还有权，只要大唐的军队还听他的，那世界上所有的钱都是他的，他想花多少花多少，想怎么花怎么花。

    不够了，派人去取就是咯。

    反正都是他的钱，他想怎么取，想怎么花，还不用问别人的意见。

    “嗯？！”

    在批示完了各部和各寺的奏疏以后，李元吉看到了一本特立独行的奏疏，之所以特立独行，是因为它跟其他奏疏的颜色不一样，用本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内容还不一样。

    打开一瞧，李元吉就不知道说啥好了。

    奏疏的一段，明晃晃的写着一行大字。

    《论佛害疏》。

    内容就是一一列举的佛出现以后，所产生的所有危害。

    萧瑀家那个把自己卖给寺庙的老祖宗再次被拉出来鞭了一回尸。

    李元吉不用看末尾都知道这本奏疏是谁写了。

    除了太史令傅奕外，没人对佛门这么执着。

    自打大唐立国起，他是每年上一封请求灭佛的奏疏，雷打不动。

    你说佛门跟他有仇有怨吧，那倒没有。

    他出身不低，没过过什么苦日子，一出仕就是前隋汉王杨谅的近臣，杨谅要造反，都得找他问吉凶。

    杨谅事败以后，他不仅没被砍头，还被免了罪，调到了扶风任职。

    大唐立国以后，他就被征召入京，拜为了太史丞，成为了太史署的二把手，跟当时的太史署一把手庾俭的父亲庾质谈论占侯，稳压其一头，庾俭果断就让位给了他。

    而在他任职太史令期间，什么袁天罡啊，李淳风啊，都得乖乖靠边站。

    他在天文历法方面，可以说是大唐第一人。

    纵观他的履历，跟佛门完全没有交集，更谈不上迫害他，跟他有什么仇怨了。

    如果非要说他跟佛门之间有什么恩怨的话，那就是信仰不合。

    他信仰的是老庄，而佛门信仰的是释迦摩尼。

    而道教在大唐又是国教，作为国教中的领军人物，对其他教派有敌意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李元吉还听到过一个说法，那就是从南北朝开始，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所侵占的田亩更是数不胜数。

    傅奕就是看不惯这种情况，所以在大唐立了道教为国教以后，才屡屡上书请求灭佛。

    一开始的时候，傅奕的言论还没有那么激烈，也不提灭佛，只说废除佛教。

    上奏了几次不起作用以后，傅奕的言论才变得激烈的许多。

    这一点李元吉能够理解。

    如果他给谁说事，说个两三次对方也无动于衷的话，那他的言辞也会变得很激烈。

    从历史上看，傅奕到最后虽然没有成功的灭掉佛教，但也遏制了佛教的发展势头。

    不过，在玄奘去天竺走了一趟后，佛教又重新大兴了起来。

    李元吉觉得傅奕生错了什候。

    如果生在柴荣在位的时候，那绝对有机会得偿所愿。

    可惜他生在了唐初。

    生在了这个历史上中原最羸弱的时候，羸弱到不敢跟佛教翻脸。

    等到有实力跟佛教翻脸的时候，玄奘又出世了。

    虽说大唐和柴周都是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但大唐的底子实在是太薄了，薄到连占据着小半壁江山的柴周也比不过。

    大唐的疆域虽然比柴周大，但是大唐的丁口却没有柴周多。

    大唐立国之初，丁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户，按照一户五人算，才七百多万人口。

    而且这还是全天下的人口。

    而柴周建立之初，就有上千万人口，全天下的人口更是多达三千多万。

    虽说隋末乱世远没有五代十国的纷乱那么长，但大隋给大唐留下的家底，远远没有大唐给五代十国留下的家底厚。

    所以大唐有足够的地盘折腾，但没足够的人口去折腾。

    柴周的地盘虽然不大，但有足够的人口去折腾。

    如果说大唐初期有柴周初期的人口的话，那大唐敢跟所有势力叫板。

    那样的话，傅奕奏请废除佛教，才会得到李渊的回应。

    所以，不是李渊不想废除佛教，也不是李渊不想让李家老祖宗的道教一枝独秀，而是大唐初期没有跟佛教翻脸的资本。

    因为大唐初期，站在大唐对立面的不只有外敌，还有内贼，还有世家豪门。

    如果再跟佛教起争执的话，那大唐就顾不过来了。

    而大唐初期，从不缺少敢于造反的内贼。

    为了大唐的安定，也为了李氏的统治，李渊必须尽可能的维护着大唐的稳定，而不是四处去树敌，尤其是树佛教这种你不碰它，它也不碰你的敌人。